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增長率平均每年達到9.7%，這是人類經濟史上的一個奇跡。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副行長林毅夫曾預測，年均9.7%的經濟增幅還可能再保持二三十年。(《市場報》9月22日)

　　近代以來，中國積貧積弱，新中國成立后的當務之急就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改革開放以后，千千萬萬的百姓因此解決了吃飯穿衣問題并實現小康。經濟建設的輝煌成就使百姓在顧及溫飽、讓家人吃得起飯穿得起衣的心愿下，接受或者忍受其他方面的發展滯后和不足。譬如說民主法治的不完善，腐敗現象的突出，種種損害社會公平正義的現象時有發生，社會精神道德一度大面積滑坡，等等。
　　所以，官員們一度形成了“惟GDP論”，認為只要經濟搞上去了，就能暫時掩蓋其他方面的各種矛盾，就能確保升遷。因此，當林毅夫宣布中國經濟仍然可以高速發展二三十年，很有可能會讓某些官員誤以為，仍然可以繼續借經濟的高速發展，來贏得人民對其他發展問題的妥協、容忍，來掩蓋其他社會發展層面客觀存在的矛盾。這是必須高度警惕的。
　　事實上，貴州甕安事件、云南孟連事件等的發生表明，過去被經濟高速發展的光環所遮蔽的許多矛盾，現在大量暴露，而且有些矛盾還因為地方官員未能及時正確處理，而表現得十分尖銳，乃至威脅到了基層政權的穩定和社會的安定。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在溫飽問題基本解決之后，人們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等的要求也越來越高。
　　因此，林毅夫先生的結論，實際上是一聲警鐘：中國經濟還可能高速發展二三十年，留給我們在民主法治、社會建設、文化道德建設等方面的“補課”時間，也只有二三十年，甚至不足二三十年。一旦經濟停止了高速發展，物質上的實惠不能再刺激人們的滿足感，那么，許多欠賬將再也無法拖延、掩蓋。人們將有著遠遠超出物質滿足的各種高層次要求，如果那時我們還沒有補好課，后果將不堪設想。世界上一些國家在經歷過一段較長時期的經濟高速發展之后，社會突然陷入動蕩和發展停滯，譬如許多學者經常提起的“拉美化”，就是警示。
　　所以，國人應該正確解讀林毅夫先生的結論，增強緊迫感和憂患意識，加快推進經濟發展層面以外的各項改革，緊緊抓住未來二三十年的寶貴機遇，力爭實現經濟社會的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實現民主法治、公平正義、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