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時節，次貸危機的陰霾由薄轉濃，風聲鶴唳之間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卻呈現出耐人尋味的背離。
　　雷曼兄弟突然死亡，美林銀行賣身殘喘，AIG資金告急，中秋的美國金融市場別有一番愁緒，而與此同時美國實體經濟似乎還陶醉在翡翠夢境之中，二季度3.3%的增長狂曲弦猶在耳，最新的短期數據同樣令人歡欣，9月的經濟樂觀程度指數從8月的42.8上升至45.8，密執安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也從63上漲至73.1。
　　金融與經濟之間“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的背離不禁讓人回想起薩伊、穆勒和卡塞爾泛黃的古典主義智慧：貨幣就像是罩在實體經濟上的一層面紗，難以激起周期變化的真實漣漪。但次貸危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跌宕起伏實在令人無法低估貨幣沖擊的真實影響，那么，為何會出現金融與經濟“一邊是火焰，一邊是海水”的強烈反差呢？筆者以為，造成金融動蕩和經濟衰退短期走勢“背離幻覺”的因素粗算有四：
　　一曰數據時差。數據時差來源于金融和經濟信息傳遞過程中的時序不對稱，金融風險在定位之后其市場新聞傳播幾乎是即時的，像雷曼兄弟資產惡化、虧損連連，美聯儲以道德風險為名對其不聞不問，其他金融市場同行也無心救援等事實，很快就成為了市場中公開的秘密，現有的金融動蕩很快就同步反映在了股價下跌等金融數據中。但實體經濟狀況的信息傳播卻并不具有金融領域的這種即時性，最關鍵的增長數據大多滯后1~2個月，這使得市場現在獲得的經濟數據往往不能反映最新基本面變化。經濟金融的這種數據時差自然會產生時間錯位的幻覺。
　　二曰傳導時滯。金融動蕩對實體經濟產生負面影響并非是瞬時實現的，其傳導過程引致的時滯很可能在市場劇烈變化的背景下造成“背離幻覺”。像雷曼兄弟申請破產等金融異動并不會立刻帶來消費、投資和進出口的趨勢變化，而是通過惡化金融環境、加劇信貸緊縮、引發心理恐慌的方式，加大消費的短期資金約束和投資的違約風險及流動性風險，進而給未來實體經濟發展形成掣肘，而像美國政府接管并救助“兩房”所帶來的財政負擔也是通過滾大雙赤字雪球的方式惡化美國經濟的中長期增長可持續性。今日的金融動蕩很可能要到一兩個季度甚至更長時間后才能聽到實體經濟受損的回音。
　　三曰政策外擾。由于時差和時滯的存在，金融和經濟之間本身就不是那么同步，而宏觀政策的外部干擾則進一步加大了兩者的距離。次貸危機發生一年有余，美聯儲旨在增強金融市場流動性的一攬子貨幣政策創新似乎有辱使命，美元LIBOR和基準利率之間差距未見縮小，但降息政策和減稅政策卻已在避免經濟衰退方面嶄露頭角。前者通過引致弱勢美元帶來了二季度3.1個百分點的貿易增長貢獻，后者則通過增加個人可支配收入帶來了1.24個百分點的消費增長貢獻，宏觀政策的干擾本身以及這種干擾于經濟金融領域的不對稱性引發了“背離幻覺”的產生，在金融動蕩的沙漠中營造著實體經濟的海市蜃樓。
　　四曰利益博弈。也許這是最具幻想主義色彩的因素了，經濟金融的這種“背離幻覺”可能并不是幻覺！次貸危機對美國實體經濟的影響的確不容小視，但這種影響有多大、能持續多久還未可知，在一系列暗淡經濟數字里面，生產率指標和消費數據的相對堅挺令人驚訝，這似乎意味著這次金融危機的與眾不同，其對實體經濟長期增長的動力引擎的破壞程度并沒有市場想象的那么可怕。與此同時，在金融領域，我們看到了什么？市場預期在極度悲觀和極度樂觀間反復跳躍、大型金融并購的接連上演、高風險金融衍生品的一并出清、金融市場壟斷力的潛在加強，如果用流行的“陰謀論”眼光審視這一切，背后可能是借次貸利空重建博弈結構、增強金融聚合的有意為之。
　　從利益博弈的角度品味背離幻覺，次貸危機之后，尤其是現在，金融市場的調整相對于實體經濟的調整可能存在一定的“超調成分”，因為金融市場的微觀利益糾葛比宏觀經濟的國別博弈更加復雜。當然，這只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猜想罷了。
　　不過，至少這種邏輯能夠提醒我們，當閱讀格林斯潘、巴菲特以及其他金融市場人士對現下危機的評判之余，思考一下微觀利益分配因素，也許其中別有洞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