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I增幅繼七月回落至6.3%后，8月繼續保持樂觀預期，各機構普遍預測該數據將會下降到5%附近，這一數字已接近年初制定的4.8%通脹目標。隨著CPI的逐月回落，對經濟增長放緩的擔心已經取代通脹成為國人關注焦點。

    然而，直到現在為止，并沒有非常充分的證據表明中國經濟增長會面臨大的回調。雖然7月工業增加值增幅僅為14.7%，出現了較為明顯的下滑，但季節性因素不容忽視，匯率升值累積起來的結構調整效應也是一個主要原因。在緊縮背景下，二季度名義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還是達到26.3%，即便扣除價格因素，仍然處于高位，在可預見的未來，投資熱情依然難以消退。另外，隨著收入再分配力度的不斷加大，國內居民消費需求也有啟動趨勢。因此，當前經濟增速略為放緩很可能并不是增長動力出現問題的征兆，相反，卻是經濟結構優化的一個過渡期反應。
    當然，中國還需要面對歐美經濟可能陷入衰退的風險。各主要經濟體中央銀行的行長們，面對究竟放縱一下通脹以保持經濟增長，還是以通脹為最大敵人的選擇，傷透了腦筋。左右為難下，維持原狀成為最佳選擇，因此，我們就看到英格蘭銀行、歐洲央行、美聯儲以及日本央行在利率問題上少見的保持現有基準利率不變的一致行動。然而，這種等待實際上也增加了發達經濟體陷入衰退的概率。
    面對可能的外部需求突降以及通脹壓力未減的兩難格局，中國宏觀調控難度也在增加。很多人認為保增長和控通脹的雙重目標是魚與熊掌難以得兼，問題的關鍵是，我們應該為了增長而放松對通脹的治理嗎？
    短期看，通脹與增長之間確實存在一定的伴隨關系，這主要是出于兩方面原因，其一，通脹時期，為了規避價格風險，貨幣流通速度加快，造成虛假需求。其二，由于勞動力成本變動滯后，企業增加產出會提高利潤。對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而言，物價上漲本身就是需求旺盛，經濟過熱的表現，此時，增長與通脹之間的正相關性表現尤為明顯。
    但是，如果不能明確僅僅在短期內這種關系才有可能成立的話，就會誤以為可以選擇增長與通脹的某一個搭配，以一定程度的通貨膨脹來換取一定速度的經濟增長，然而這一做法是極度危險的。因為在一般物價水平上漲時期，商品之間的相對價格難以保持穩定，在失去價格參照物的情況下，提價更容易被市場接受。如果我們允許當前的通脹率處在6%的水平上，不加干預，那么，在這樣一個物價上漲預期下，誰的提價動作更快，誰就能夠獲得更高的利潤水平，不同行業間會發生一個錦標賽式的提價競爭，6%的物價目標注定落空。
    因此，物價水平實際上只存在穩定或不穩定兩種狀態。若在物價不穩定時放松對其治理，那么在下一階段就需要更加強勁的緊縮手段來控制通脹，這會形成一個政策陷阱，最終把經濟拖入滯脹困境。而且，一旦物價上漲達到兩位數的水平，信貸市場功能就會受到嚴重損害，信用關系難以建立，經濟增長自然無法維系。從更長期的角度看，通貨膨脹還會降低經濟增長的潛力，這不僅體現在通脹造成的經濟波動以及社會動蕩對經濟基礎的破壞，更重要的是，通脹環境下，企業目標會短期化。環顧全球，之所以歐美等國的中央銀行把通脹率作為政策標桿，并非是他們不重視經濟增長，恰是因為物價穩定是經濟健康增長的基礎，只有物價穩定，才能百業俱興，基于這樣的認識，他們才會對通脹風險念茲不忘。可見，保增長和控通脹的雙重目標并不存在根本沖突。即使在短期內，意圖控制通脹的緊縮政策可能會暫時影響經濟增長速度，我們也可以用更加靈活的政策匹配來減少治理通脹的短期副作用，而從長期看，控通脹本身就是保增長的一個必要前提。
    筆者認為，當前經濟增長放緩的主要風險來自外部需求下降，而外部需求下降的對沖不應再采取加大投資的老辦法，故而，以信貸控制為主要特點的從緊貨幣政策不應放松，在以從緊貨幣政策控制通脹的同時，采取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來刺激經濟增長，當然，積極財政政策的指向不應是投資，而應是居民消費，因此，加大轉移支付的力度，彌合收入差距過大的局面，適當減稅，包括提高個稅起征點，讓利于民，通過提振居民消費需求來對沖投資和出口的短期下降才是經濟持續增長之道。否則，不光通脹可能會出現反復，優化經濟結構的目標也可能落空，中國經濟又會走上靠投資推動的粗放增長老路。從這個意義看，財政部的千億增值稅減稅計劃似乎走了回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