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脹率居高難降的時下，貨幣政策被調控者寄予厚望，從緊貨幣政策的調控力度不斷加大。然而，從緊貨幣政策真的是醫治通脹的一劑良藥？回答是否定的。
　　道理很簡單。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經濟的對外開放進程不斷加快，我國經濟愈來愈融入國際經濟，包括物價在內的一些宏觀經濟變量指標也越來越多地受到國際因素的影響。與此同時，隨著國內經濟市場化程度的提高和科學發展觀的逐步落實，一些新的影響物價的因素也在出現。和短缺經濟下單一由需求過度主導的通脹相比，現實條件下通脹的生成機制變得多樣化了，貨幣政策賴以發揮作用的環境有了很大改變，貨幣政策的選擇和制定也變得更加困難。
　　在世界各主要經濟體之間、不同國家之間的經濟制約關系與影響程度日漸加深，政策博弈日益強烈的情況下，我們必須從全球化的視角和維護國家經濟利益的高度來考慮貨幣政策問題。世界現已進入通脹時代，通脹已經成為一個全球現象，今年50多個國家的通脹率都在兩位數以上。我國這樣一個對大宗商品有著旺盛需求的正處于高增長階段的經濟體，當然也難以獨善其身。
　　面對通脹壓力加大、通脹已成為經濟運行中主要矛盾的現實情況，把調控物價作為貨幣政策的基本取向，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的必然選擇。但在貨幣政策實施過程中要注意兩點：一是確定合理的、具有可行性的年度物價調控目標，且這一目標要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進行調整。隨著國際、國內一系列影響物價因素的變化，低通脹、高增長的模式已經難以為繼，未來我們可能將不得不接受高增長、高通脹的增長與物價的搭配模式。政府制定的年度物價調控目標不應過高，應留有余地，這樣既不至于給包括貨幣政策在內的宏觀政策運作造成很大壓力，有利于物價調控目標的實現，同時也可以給公眾正確的物價變動預期。
　　由于政府年初確定的物價調控目標是主觀見之于客觀的東西，難以準確預見和真實反映年內可能發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或突發性因素對物價的影響，因此，當有這類情況出現使原定調控目標難以實現時，則應在年中對調控目標進行調整，以保證物價調控目標的科學性、合理性。
　　在未來的貨幣政策操作實踐中，要提高貨幣政策調控效率，充分發揮貨幣政策抑制通脹的作用，應實行“三個結合”。
　　一是壓通脹與保增長相結合。目前，美國次貸危機仍在持續中且走勢難料，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維持高位運行，國內出口下降，中小企業面臨困境甚至有一些出現破產倒閉，經濟大幅下滑的風險較大。另一方面，通脹率大幅下行的難度較大。由此看來，我國經濟步入滯脹的可能性在增加。經濟增長下滑，將減少稅收，打擊就業。基于這種情況，決策層應該盡快放松從緊貨幣政策的調控力度，改善中小企業的融資條件，在信貸投放上堅持“有保有壓”的原則，加大信貸對“三農”、節能減排、高科技等的支持力度。央行在進行具體的調控制度設計時，應力戒“一刀切”，賦予制度更多的結構調控功能，增強政策調控的層次感、針對性和有效性。比如，在運用準備金率政策收緊銀行流動性時，可實行差別準備金率，對中小銀行、中西部地區和糧食主產區的金融機構，采用較低的準備金率水準。
　　二是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相結合。我國通脹成因的復雜性，決定了單純的需求管理難以收到預期的調控效果。科學的治理通脹之道，應該是在運用政策手段緊縮需求的同時，從供給角度入手，強化供給管理，通過政策手段滿足經濟主體的合理資金需求，提升實體經濟的產出效率，增加有效供給。CPI上漲的重要動力是糧價。而單靠貨幣緊縮是不能把糧價降下來的。只有增加農業的信貸投入，穩定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提高農民種糧積極性，增加糧食供給，才能降低糧價。
　　三是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相結合。在治理通脹方面，財政政策可以有效發揮作用。應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提高社會保障和民生類開支在財政支出中的比重。同時，加大財政對“三農”和自主創新科技項目等的投入，增加對農產品生產的補貼和對弱勢群體及低收入者的補貼，降低通脹給其生活帶來的消極影響。應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取消居民儲蓄利息稅，減緩通脹對居民個人收入的侵蝕，穩定消費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