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半年以來，中小企業的生存危機引起了廣泛關注。特別是外向型中小企業，既要忍受PPI高企的痛苦，還要承受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數據顯示，上半年共有6.7萬家規模以上中小企業倒閉。此外，尚有大量的中小企業減產或外遷，徘徊在破產的邊緣。

　　本質上來講，中小企業的困境正是我國經濟增長模式長期積累的缺陷所致。一直以來，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都離不開凈出口的帶動。而外向型經濟的迅猛發展又與扭曲的要素價格息息相關。正是憑借生產成本的優勢，中國在短短幾年時間內，成為了世人所稱道的“世界工廠”，經濟增長對凈出口的依賴也與日俱增。
　　對中小企業而言，近期政策面可謂暖風陣陣。7月31日，國家稅務總局宣布上調部分紡織品、服裝的出口退稅率至13％，普遍上調了2個百分點。銀監會稱下半年商行將新增全年5％的貸款額度，專門用于中小企業及農業貸款，預計規模接近2000億元。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也自7月29日開始回落，并連續4個交易日下跌，合計跌幅約266個基點。
　　我們不難理解管理層的良苦用心，但政策的實際效果還有待時間觀察。單從上調出口退稅稅率來看，效果不會太明顯。國外進口商會根據稅率上調幅度，要求至少一個點的價格下浮，實際對中小企業的補貼也會減半。增加專項信貸資金，能暫時緩解中小企業的流動資金壓力，但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其生存危機。
　　筆者以為，可從PPI和人民幣升值兩個方向尋找突破口。近期油價大幅回落，基本上可認定7月份PPI達到峰值，隨后會逐步回落，對中小企業的壓力也會相應減輕，但幅度不會太大也不足以化解中小企業的成本壓力。若輔以寬松的財稅政策如減免企業所得稅、免征增值稅等，無疑會抵消一部分PPI上漲的影響，企業的生產積極性也會有所提高。
　　人民幣升值的影響不妨借鑒價格管制的思路，暫緩人民幣升值或把匯率的波動限制在一定的幅度之內。比如央行可宣布未來3個月內，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實行價格管制，浮動上限不得超越6.8591（6月底的匯率中間價）。此舉一來可鎖定外向型企業的出口價格，不至于受人民幣升值的影響；二來可改變市場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讓企業可放手接單，充分釋放企業的產能。
　　若不對匯率實行價格管制，那么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在短暫回落后，還會繼續大幅升值。這主要來自國內外的雙重壓力，美國出于自身利益考慮，從未停止過對人民幣升值的施壓。匯改之初，美國曾要求人民幣升值27.5％。如今人民幣已累計升值約20％，美國又再次提出人民幣應繼續升值30％。根據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假說，中國經濟持續的高增長自然對人民幣升值有內生的要求。而下半年美國經濟增長堪憂，7月份失業率高達5.7％，為4年來最高點。市場普遍預期美聯儲會繼續降息以拯救經濟，弱美元還將長期存在，對人民幣升值也會形成反向的推力。
　　因此，有計劃地對人民幣匯率實行價格管制是必要且可行的。今年以來，歐洲央行縱容歐元的大幅升值，就是前車之鑒。如今，歐元區離滯脹僅一步之遙。我們在頻頻使用數量型工具緊縮貨幣的時候，是否可以考慮匯率管制的價格型措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