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提升調控效率，相關政策就應有長期化制度化視角。為此，短期宏觀調控應與長期經濟金融體制改革相結合，將其置放在一個制度化規范化的平臺上進行。這不僅要求進一步推進金融體制改革，完善金融市場化體系，還要求優化整個經濟體制的運行機制。這無疑是艱難的征程，但我們別無他選。
　　鑒于宏觀調控的取向和力度上的重大分歧，未來政策走向更有可能沿著折中思路前行：從緊政策可能會做出局部調整。最有可能成為放松緊縮調控的突破口在于：放緩人民幣升值、提高出口退稅率、出臺若干針對中小企業的金融放松政策，在必要時（比如房價深幅調整時），放松信貸管理規模。
　　可能這樣的折中方案會讓持鮮明不同立場的兩方人士均感失望，但仍不失為現實之舉。經濟增速和物價增速的雙回調，以及資產價格的弱勢調整使得宏觀調控加力從緊變得不再現實，沒有人敢打賭明后兩年經濟增長是否會掉到9％以下，甚至8％附近；也沒有人敢預言這個仍居世界前列的增長速度不會對就業和穩定造成嚴重影響。
　　筆者認為，貨幣政策不可能掉頭放松的理由有三。首先，中國此輪通脹壓力遠未消除。很多人注意到我國的CPI指數因食品比重過高而可能夸大通脹嚴重程度，但同樣也該注意，食品價格是推高對“金磚四國”此輪總體通脹水平的平均貢獻超過50%，中國并不特殊。此外，我國的CPI并未包括很多漲價較快物品在內，通脹率又因工資、油價、土地等重要物價的管制并沒有反映真實的通脹壓力，也未反映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對國內價格所造成的普遍壓力。
　　其次，比較一下國內外的物價走勢可以發現，我國總體貨幣環境還是較為寬松的。當前歐美國內的通脹率在4％至5％左右，而我國在7％至8％。如果可以近似地認為歐美國家的通脹率反映了國際物價上漲的影響，將其作為參照系表示外部沖擊所造成的正常通脹水平，則其在中國的影響力因CPI構造和價格管制等因素已打了折扣，即便如此，中國的通脹仍高出正常水平3至4個百分點。大致地看，這部分多出的通脹率應該歸結為寬松的貨幣環境。
　　事實也正是如此。今年從緊的貨幣政策并沒有嚴厲到遏制了經濟增長的地步。在緊縮工具上，就信貸規模增速而言，按照央行“規模不變，增幅下降”的信貸投放原則，今年金融機構新增貸款總量將不得超過去年全年的3.63萬億元；而銀監會的數據顯示，上半年銀行新增貸款達到了2.7萬億，已超過去年全年的七成。雖然上半年信貸擴張固然有冰雪災害以及特大震災等意外因素，但無論如何，看不出過度緊縮的證據。
　　其他緊縮工具，如提升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以及發行央票，則僅僅是對沖掉因外匯占款增加而多發的貨幣。從存量的意義上看，也沒有緊縮作用。結果，M2基本保持了較快增長。因而，總體來看，當前的貨幣政策只能算作是中性的。
　　那么，為何微觀經濟主體卻感到了貨幣政策的嚴厲？這至少也有三個原因。一，因為通脹率的高企，扣除通脹之后的實際貸款增速和貨幣供應增速同比有所下降。二，經濟周期的慣性使然，反映了在經濟高漲期，企業把攤子鋪得過大，并嚴重依賴貸款來支撐這些擴張。三，因為我們的貨幣政策工具選擇了數量型工具，造成了信貸配額最終流向的苦樂不均和資金的結構性緊張。這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此時，利率之外的因素將在資金配置過程中變得更加重要。在現有的金融體制下，顯然，國有企業、大型企業以及政府基建投入的資金需求將被“理所當然”地擺在中小企業的融資需求之前。
　　官方利率和民間利率不斷加大的離差反應了這一點。比如，當前一年期貸款利率為7.47％，而上半年的CPI為7.9%，實際利率在上半年大多數月份為負，6月才勉強“轉正”（CPI為7.1%）。不過，對企業而言，更有意義是的通脹率指標應為PPI，而近期PPI明顯高于CPI。這意味著，企業只要能拿到貸款，實際上就獲得了一筆補貼。由此帶來的必然結果是，民間貸款利率遠遠高出官方水平。這表征了信貸規模限制以及停止加息對資金價格的扭曲。
　　調控當局將信貸規模作為主要的貨幣政策工具或中間目標，一旦經濟基本面有風吹草動，很容易陷入被動。這正是當前的情形。信貸規模的放松幅度和力度在某種程度上成了討價還價的對象。并且，如果今年實際發生的信貸規模明顯偏離年初目標，也有損宏觀調控當局反通脹的公信力。
　　筆者建議，信貸可以適當放松，同時可以重啟加息。加息可能契合全球貨幣政策環境的轉向。而同樣是緊縮貨幣政策工具，如果采取價格型工具，資金配置結構將更有利于中小企業。在控制信貸規模時，中小企業基本被排斥在正規金融部門之外，而如果提升貸款利率（同為緊縮政策），中小企業在信貸市場上的競爭力就會體現出來，并更容易獲得貸款。有研究顯示，大量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有能力承受較高的官方利率。
　　選擇數量型政策工具，部分源自宏觀調控經驗所積累起來的自信，信貸控制一直是我們可供依賴的手段，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我國的經濟金融體制還無法讓價格型工具有淋漓盡致地發揮效力的空間。
　　要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提升調控效率，相關政策就應有長期化制度化視角。這不僅要求進一步推進我國金融體制改革，完善金融市場化體系，還要求優化整個經濟體制的運行機制。這無疑是艱難的征程，但我們別無他選。當前微妙的調控形勢，或許營造了這樣一個契機。在江浙小額貸款公司的推進上，在四川等地村鎮銀行的建立運行上，我們已經看到可喜的進展。
　　總之，短期宏觀調控應該與長期經濟金融體制改革相結合，將其置放在一個制度化規范化的平臺上進行，由此才能避免調控政策在原地踏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