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不斷實施，上半年經濟增長由偏快轉向過熱的勢頭已得到有效遏制，目前的通脹率還處于可控范圍。不過，考慮到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屢創(chuàng)高點，且PPI通過成本推進傳導至CPI通常會有幾個月的時滯，因此對未來的通脹預期還難以樂觀。同時，我國目前對一些重點商品的價格還存在管制，但這種管制只是短期性、臨時性的調控工具，因此，就長期而言，國內物價尤其是能源價格還需進一步理順，這無疑會帶來價格反彈。
由此來看，我國未來控制通脹的任務依舊嚴峻，而且相對較高的物價水平有可能成為未來較長一段時間內社會生活的常態(tài)。所以，基于調控社會總需求的貨幣政策，其從緊的基調不能變。而如何讓廣大民眾特別是中低收入人群的實際生活水平不因通脹受到影響，就成為當前一個重要問題。對此，有效發(fā)揮財稅政策的作用首當其沖。
事實上，由于汶川地震以及南方洪澇災害，財政支出已開始大大增加，財政政策已出現了適度放松。全國稅收收入上半年同比增長30.5%，這也為未來實施更為積極主動的財稅政策創(chuàng)造了條件。在高通脹的背景下，財稅政策發(fā)揮作用首要之義是如何保障中低收入人群的實際生活水平。在目前任何政策變動都需要博弈成本的現實下，應考慮更快見效的稅收減免政策。
綜合分析當前的經濟形勢，筆者認為，停征利息稅應成為當前財稅政策的首選。一年前，國務院決定將利息稅由20%降為5%。應當說，當時之所以留了一個5%的“尾巴”，也是考慮到彼時的CPI水平較低、只有3%至4%。時下的通脹率與去年已不可同日而語，因此，當前停征利息稅，不僅會使存款負利率的狀況得到緩解，有利于穩(wěn)定通脹預期，也有利于保障廣大中低收入者的實際生活水平。我國銀行存款的“二八”現象，說明廣大中低收入者的平均存款數量都比較小，因此，停征利息稅將給他們帶來較大的邊際收益，會使中低收入者的實際生活水平不因通脹而滑落。
但對于有學者提出“將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升至5000元”的觀點，筆者難以完全茍同。在筆者看來，月收入能達到四五千元的人士，盡管不屬于社會富裕階層，但食品等基本生活費用的支出在其生活開支中所占的比重較小，因此當前主要發(fā)生在農副產品領域的物價上漲對其實際生活水平不會發(fā)生太大影響；另一方面，這類人群的收入往往不是固定的，而且會通過理財等手段將其與CPI掛起鉤來，可以剔除CPI上漲帶來的資金蒸發(fā)。因此，將個稅起征點升至3000元或可考慮，5000元的起征標準偏高。
目前，還需切實發(fā)揮財政政策的轉移支付功能，可考慮建立與物價上漲相銜接的物價補貼基金，或是將最低生活保障金與物價上漲掛鉤，根據市場物價上漲情況，適時適度的直接補貼或調高保障金，確保城市低收入群體的基本生活。
還須看到，目前的物價上漲對農民的影響或許更大、更嚴重。現在的農民大多專業(yè)種植，除了自己生產的農產品作物之外，其余所需也皆需購買，所以對他們消費質量的影響不言而喻；此外，與城市居民相比，農民不僅要承擔生活資料價格上漲帶來的負擔，而且要承擔由于化肥、柴油、農膜等農資價格上升帶來的生產資料方面的漲價壓力。所謂“肥貴傷農”，農資價格上漲，挫傷農民的種糧積極性，由于農業(yè)周期較長，其造成的副作用可能暫時還不太明顯，但從長遠來看，不僅會影響到未來農民的收入以及生活質量，甚至會影響到我國的糧食安全。因此，當前要在農村進一步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逐步擴大覆蓋面，建立動態(tài)機制，隨著物價上漲不斷提高對農民的保障標準，以切實保護農民種糧的積極性；同時，政府還應在基礎醫(yī)療、基礎教育等方面增加對農村的投入，使農民享有盡可能多的公共產品。
最后需指出，目前我國部分工業(yè)企業(yè)特別是中小企業(yè)的經營已出現了一些問題，為防止經濟出現下滑，通過降低營業(yè)稅、增加出口退稅等手段對符合國家產業(yè)政策的企業(yè)特別是一些中小企業(yè)提供支持，也是當前財稅政策需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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