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了江連海先生7月10日在《上海證券報》上的“中國特色資本市場呼喚股市‘平準基金’”，筆者深深體會江先生企求中國股市穩定健康發展的良苦用心，理解江先生的呼喚，但就市場長遠發展來說，恰恰是在“必要性和意義”上，在滬深市場建立平準基金并不合適，不是一個好辦法。

    看似與宏觀調控理論如出一轍的市場調控基金，實際上性質完全不同。政府通過宏觀調控來延長景氣的緩升期，減少經濟震蕩，這僅是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分支之一，即凱恩斯理論，用政府有形之手來彌補“看不見的手”的缺陷，暫且不論它的實踐效果如何，它僅僅是經濟方法之一。凱恩斯主義并不否認市場經濟，而恰恰是在充分地發揮了市場的作用之后的一種補充。
    宏觀調控運用得好，確實可以達到熨平經濟周期的目標，但并非屢試不爽。因為調控目標之間常常出現矛盾。很難想象，像平準基金之類的工具直接入市與宏觀調控具有性質上的可比性。平準基金一旦進入市場，就標志著政府成了市場內部的一個主體，違背了市場經濟的基本要求和原則。政府可以幫助投資者恢復信心，可以有“爐邊談話”，但不能下場角逐。
    設立平準基金的想法，反映了深厚的計劃經濟思想。江文說，“我國實行的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該也更有條件在發揮市場機制基礎性作用的同時，對資本市場進行一定程度的干預，實施比資本主義國家更有效的舉措”，我通俗的理解就是，我們比資本主義國家有優勢，能夠把市場調控得很好，這個“高效的計劃指導、嚴格的監管和強有力的宏觀調控措施”優勢，說白了就是計劃經濟手段。在這種指導思想下設計出的平準基金，對以市場化為基礎的資本市場將造成怎樣的損害呢？
    按照江文的論述，假如建立了平準基金，就相當于利器在手，操作起來將得心應手，其實不然。什么是非常時期？股指多少點是相對合理的或相對正常的？價值中樞在哪里？這些都是難以估量的，如果能夠估量，政府通過媒體直接告訴投資者就可以了，市場自然會作出理性的調整。
    關于市場的價值中樞，市場上連年討論，圍繞市盈率的科學與否的討論始終是見仁見智，眾說不一，成熟市場與新興市場的市盈率很難比較，股權分置與全流通狀態下不宜比較，準全流通更不確定，那么，合適的市盈率如何得來的呢？今日的3000點可能是昨天的天文數字，5000點也許是明天的底部，這讓平準基金如何操作？
    股市的最大魅力就是有漲有落，不確定性是市場的永恒特征。薩繆爾森說“是否存在一個占卜的水晶球，可以用來預見股票價格的變動呢？這就是現代金融理論所要研究的課題”。但遺憾的是，目前的理論成果只能告訴人們“你不可能猜透市場”。
    滬深股市建立18年來，經歷了多次起伏波動，每次都是驚心動魄，如果平準基金都要干預，至少操作十次以上，相當于平準基金常年在市場上“拼搏”，如果它都做到了低吸高拋，想不盈利都難。它如果經常性地存在，且能夠適當地控制股票指數，它就變成了一個天然的、合法的、無所不能的莊家，這還是市場嗎？
    江文引述了日本以及香港和臺灣地區等政府干預市場的案例，認為“政府基金是一柄‘雙刃劍’，設計得好，操作得好，順應市場機制而又糾正市場機制的不足，那就能起到相當好的作用，維護市場穩定。反之則適得其反。”
    既然承認日本與臺灣等地區的平準基金沒有試好，那么我們為什么還要試呢？答案想必是我們能設計得好，操作得好。這未免過于自信了。
    亞洲金融風暴時，香港政府出手救市實屬萬不得已，且有操作的依據，那就是，守住股指，打擊在金融期貨市場的投機，穩定香港的金融體系和聯系匯率制度。我們守什么？大小非都能守得住嗎？是否已經到了非守不可而主動出擊之時？要知道香港金融保衛戰是極其罕見的情況，非常規手段可以效仿。
    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的證券市場都有自身的特點，在發展過程中難免遇到各種難題以及突發事件。處理這些問題，各國依據自身的傳統、文化和市場的成熟程度、可接受程度、危機的嚴重性采取不同的手段，但這些僅是特例，絕不是普遍原理。
    江文分析臺灣“國安基金”為何不靈時，也承認基金“逢低便入場托市，造成投資者風險意識的減弱和依賴心理，陷入惡性循環；‘國安基金’目標已完全扭曲，在政治上淪為護盤工具”，那么，筆者想問，難道A股市場的投資者就沒有依賴感嗎？我們所開展的投資者教育，其目的之一不就是要減少這種依賴感嗎？A股市場和投資者本來就不成熟，再加上一個平準基金，投資者尤其是中小投資者更有依靠，市場上任何時候都有賠有賺，莫非賠錢了就去找平準基金？
    近期的市場波動，有國際市場的影響，更有市場自身價值高估所帶來的正常回落，波動的幅度劇烈了一些，但宏觀經濟運行以及資本市場穩定發展的基本面并沒變，不存在有設立平準基金所面臨的“非常時期”。因此，筆者認為，我們不能總想著調控市場，而是要尊重市場、培育市場，努力提高市場化程度，讓市場發揮自身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