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7日至18日，第四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在美國舉行。與以往三次對話不同，此次戰略經濟對話無論所處的世界經濟背景，還是討論的核心議題，都發生了明顯變化。具體變化體現在兩點：一是能源價格問題替代匯率問題成為外界關注的核心；二是美元匯率升值問題替代人民幣匯率升值問題。

　　對于中國而言，歷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無論名義上的主題如何，對話的實質都與人民幣升值的話題緊密聯系在一起。然而，此次卻與以往大不相同，由于原油價格飆升導致全球通脹壓力陡增，以及美國次貸危機影響的深入，人民幣升值的話題在戰略對話中首次悄然降溫。
　　在國際戰略經貿交往中，自身現實利益的訴求永遠超越經濟層面的真假和對錯。次貸危機的爆發和全球通脹壓力，讓美國經濟陷入到尷尬之中，同時也實質性地減輕了人民幣升值的外部壓力。由于經濟衰退的走勢削弱了美國的消費能力，也讓“中國制造”的物美價廉產品更加符合美國的經濟利益。而進一步迫使人民幣大幅升值，只會促使以美元計價的商品價格提高，從而提升美國的采購成本，使消費市場需求變得更加慘淡。正是基于這一經濟利益訴求，美國放棄了對人民幣升值施壓。這一現象當是此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較之以往的最大變化。
　　在人民幣匯率問題降溫的同時，原油價格帶來的成品油市場價格沖擊，同樣是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的共同核心話題。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油品消費國，而中國是油品消費需求增長最快的國家。在當下全球性通貨膨脹的背景下，兩個國家在這一問題上實現了利益的一致化。因此，彼此之間能否就此問題獲得共識和突破，在一定程度上甚至關乎全球反通脹的最終效果。所以，在第四次中美戰略對話中，對話雙方利益的一致化程度大大得到提高。
　　然而在具體對話的策略上，最大的困難倒并不在抑制高油價的目標上，而在于美元匯率上下兩難的處境中。事實上，美國放任美元貶值創造的大量流動性，是推高油價的重要原因之一，從抑制油價角度講，美元升值幾乎是必須的。但是從中國及新興市場切實經濟利益出發，美元升值的負面影響同樣不可小覷。實現二者的平衡難度極大。
　　風水輪流轉，與人民幣升值話題降溫相對應，美元匯率升值的話題引起了更多的關注。市場各方普遍預期美國將在9月份轉而采取加息政策，美元將改變長達6年之久的貶值歷史，美元逐步走強也將成為一定時期的趨勢。
　　對于中國經濟而言，這一變化的影響將非常巨大。特別是伴隨著美元升值的進程，是否會出現熱錢大規模流出，進而影響國內經濟金融市場的穩定運行，可謂是極為關鍵的問題。必須謹記的是，歷史上美元匯率由貶到升的變化，往往都會引起新興市場的巨大波動，十余年前的東南亞金融危機正是一個典型的案例。記得當初美國政界鷹派人士多次放言，“強勢人民幣符合中美共同經濟利益”，時至今日，作為中方固然可“以彼之道、還施彼身”，但同時，切實磋商如何避免由于美元大幅快速升值而引發的新興市場危機，更是一個戰略性和技術性交織的難題。
　　好在“戰略對話”的意義正是在于通過對話來解決雙方的難題。對于中方而言，經濟形勢的巨大變化對此次對話的戰略目標和技巧提出了新的挑戰，但也給中方帶來了主動謀求共同利益與自身利益相吻合的機會，是為此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的新看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