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5年7月完成最近一輪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到現在“破七”，人民幣單邊加速升值趨勢明顯。某些國人慣長立足于弱者思維的兵法，多方搜集材料后，便從升值這件事中發現出了“戰爭”或者“陰謀”的影子。經過《XX戰爭》等財經幻想小說的大力忽悠，精英和偽精英們的責任感充盈。匯率這個在理論上挺枯燥的話題，現在每天也能吸引幾個億的眼球了。
　　其實，匯率說白了無非兩國貨幣的一個比價，匯價調整，內外部價格此消彼長，短期可能有一定震蕩，但就長期來看，中美匯價1：7還是7：1，都沒什么大不了，實質就一個美國與中國的相對價格罷了。
　　現實中，升也好、降也好，都沒什么大不了。即使匯率長期保持不變，也有國家照樣順風順水發展的例子。比如1949年到1971年的日本，鎖定日圓低匯率(兌美元360：1)就實現了貿易立國。從1951年到1970年，四個五年，日本經濟平均增速是8.2%、8.7%、9.7%和12.2%，也在這段時間內，日本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由3000美元增至約13000美元，增長了4倍不止。
　　退一步，即使是長期升值，也未見得就一定是壞事。1971年日本政府主導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先一次性調整日圓兌美元匯率到306：1，力度不可謂不大。兩年后，日本開始實行浮動匯率制。到1985年與美、德達成“廣場協議”前，日圓一直維持盤升勢頭，累計升值約20%。即使是“廣場協議”簽訂之后，也并非如一些人所想的那樣，日本經濟就迅速崩盤了。“廣場協議”后兩年(1987年)，日本的人均GDP還實現了首次超越美國，并在西方衍生出了“日本威脅論”等我們似曾相識的副產品。
　　除了1970年代的日本，東亞的韓國在1985年到1989年間也經歷了大幅的貨幣升值，韓元兌美元累計升值30%；在此期間，韓國政府采取了鼓勵大型企業進行海外資源整合和推動技術引進的策略，通訊、重工、重化工、汽車等當時的新興產業迅速崛起，實現了對化纖等落后產業的替代，造就了現代、三星、LG、大宇等世界級企業，韓國也晉身“四小龍”行列。
　　再講一個更近一些的例子，2001年—2004年，歐元兌美元從0.9最高升至1.35左右，一度造成歐元區持續3年的經濟停滯。但2004年以后，歐元盡管又迎來一波持續近三年的升值，但以法、德為代表的歐元區國家通過逐步將產能向外轉移，借助“外包”降低成本，推動企業專注研發等手段，實現了企業利潤率的穩中有升和宏觀經濟的持續增長。
　　援引不同時期的三個例子只是想說明一個道理：在人民幣升值已成長期趨勢的情況下，國內有關各方宜放棄僥幸心理、主動進行應對。綜合國際經驗看，政府把握升值的主動權十分重要，但絕不意味著貨幣當局對匯率升速、絕對值高低進行不適當的暗示，或間接強化市場預期。政策“主動”的落腳點在于具體措施的操作，比如主動對企業釋出投資導向性政策，主動增加公共支出和轉移支付來維持居民的消費能力等。
　　至少，假如———只是假如———中國的居民收入增長能趕上GDP的話，人民幣“升值紅利”為多數人享有，內需自然旺盛。果如此，升值造成的外貿順差萎縮一點，國內企業又怕者何來呢？

(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研究中心 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