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市場人士所呼吁的 “救市”，其實質應該是“糾錯”。如果沒有政策市“錯殺”股市在先，現在又何來“救市”的內在要求？人們之所以只提“救市”而不提“糾錯”，并不只是出于習慣上的 “為長者諱”，而是考慮到糾纏在“錯”與“不錯”的問題上，一來不易為“為長者諱”的傳統所接受，二來也不便于問題的順利解決。現在看來，這可真是“好心沒好報”，反而招致“不救市”論者以維護市場化和市場機制的名義的反唇相譏。 
    不過，別看“不救市”論者一口一個市場化，一口一個市場機制，其實，沒有一個經得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原因無他，就是因為這些“不救市”論者口口聲聲的市場化和市場機制，無不是雙重標準，而他們主張的“不救市”所反映的也就不能不是雙重人格。他們無非就是認為政府的非市場化非市場機制可以大行其道且有錯不糾，而市場則只有逆來順受的命，打落牙齒和淚咽的份，否則，就是大逆不道。
    一個曾經以敢于講真話而得到好評的《財經》雜志女主編，竟然挺身而出充當起反對救市的旗手。讓人匪夷所思的不是她對“救市”后果的危言聳聽，而是她對“政策市”評價的口是心非。平心而論，若是一點也不考慮“救市”之聲的來龍去脈，那么，“為了救市而搞短期行為，傷害制度之本，公然給市場以‘政府救市’提示”，那倒真的可以說是“斷不可為”。
    不過，《財經》也好，胡舒立本人也好，都不是生活在超脫股市的象牙塔。既然明明看到監管層“尚未徹底擺脫‘政策市’的角色錯位”，也承認 “監管層表現出對指數特別的關照，對市場存‘慢牛’之想，一度有意以政策人為調控供求節奏”，那又為什么非但不提“政策市”的“救市”實為“糾錯”之必要，反而為掩飾“‘政策市’的尷尬”提出一“救市”就成了“以新的錯誤去補救舊的錯誤”？
    與胡舒立的提起 “政策市的尷尬”的尷尬不同的是，北大教授霍德明干干脆脆地認定 “貨幣政策對于股市的預期影響，正是政府所要的結果”。他說道：“基本宏觀政策定下來以來，股市收縮是必然結果。既然政策這樣定了，股民希望政府用政策來‘救市’，政府應該是很難兼顧的。”“政府怎么來兼顧中小企業的利益保護，這至少不是政府的責任。”“投資者應該具備相應的承擔能力。”原來，霍大教授所用以反對“救市”的所謂市場機制，說穿了，其實就是“政策市”，而且只打壓不“救市”的“政策市”。而這，大概就是其本人在發現 “傳統的經濟學對中國大陸的發展都有點適應不良”的現象之后所研究出的重大學術成果。這就難怪他竟然非但提也不提西方成熟市場普遍主張并實行的、旨在降低市場成本的低交易稅率甚至零稅率，反而反對全球最高的交易稅下調，并一而再地表示“堅決反對”。
    胡舒立的“救市”就是“以新的錯誤去補救舊的錯誤”，霍德明的“玩得起就玩”等，顯然都錯了，而且大錯而特錯。事實上，損股民就是損股市，損股市就是損經濟，損經濟就是損國家。這么淺顯的道理，一個《財經》雜志的主編，一個北京大學中國經濟中心的教授，難道還不懂？
    問題不是懂不懂，而是懂了也裝不懂。這就是雙重人格制造出來的雙重標準。對于雙重標準的“不救市”論來說，只有“再融資”惡意圈錢獅子大開口的自由而沒有市場承受力哆嗦一哆嗦的自由，只有 “大小非”瘋狂沽售套現的自由而沒有人們對大股東說聲 “請顧及一下小股東利益”的自由。
    “不救市”論者套給“救市”呼吁者們的“利益沖突和思想混亂”的帽子，其實還給他們自己，這才是再合適也不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