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時間以來，韓資企業“逃逸”事件已成為經濟學界討論的熱點，除了對“不辭而別”的非法撤資方式予以譴責外，對對這一現象背后的我國投資環境的變化給予了更多關注。在一定意義上說，逃逸所折射出的積極意義實際上要遠大于消極影響。
韓資的“逃逸”早就有之，甚至一些韓國經貿界人士表示韓國在早些年也曾經歷過外資逃逸事件。外企撤資本質上就是一種經濟現象，山東省有關負責人表示“投資者覺得這里賺不到錢就走，這很自然”。只不過這些韓企的撤資惡意地采取了拖欠費用“出逃”的方式，而非正常的倒閉途徑，這其實是一個司法方面的技術問題，可以通過法律或協商的方式尋求解決之道。
企業撤離必然有其深層次原因，近年來，我國提高勞動者收入及權益保護，更加重視環保，都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內外資平等競爭，取消“超國民待遇”更符合經濟社會公平競爭之法則。應該看到的是，“撤離”的韓資大多是以紡織、縫紉、制鞋、皮革、首飾和玩具等加工業為主的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它們生存的基礎就是廉價勞動力和優惠政策。當前，勞動力緊缺、工人福利增加、環保力度加大、政策優惠減少等狀況必然增加其經營的壓力，相關企業無法適應，只能遭到淘汰。
“撤離”不能說明我國投資環境惡化，反而折射出了我國外資結構正處于升級質變階段。改革開放30年，我國利用外資已進入新階段。當前，我國對外資的需求開始從數量為主轉向質量為主，更注重所吸收外資的質量及其與中國整體經濟發展戰略的“和諧”。誠然，涉及外商投資政策的調整對一些外商投資企業可能會產生一定影響，但這些措施都是為了給各類企業提供一個更加公平、開放、規范的市場環境，引導企業適應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形勢，加速產業升級。從長遠看，對提高外商投資企業的競爭力、促進外商投資企業的健康發展是有利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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