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院長王利明透露，隨著《城市拆遷條例》的擬定，目前開發商主導拆遷過程的舊模式將變更為政府主導模式。以往，政府決定開發后往往交由開發商實施具體拆遷行為，開發商的效率可能高一些，但部分開發商為了追求經濟利益，往往會做出一些不恰當的行為，甚至是野蠻拆遷，嚴重損害了老百姓的利益。（3月9日《京華時報》）

    很多暴力拆遷、打傷打死人的事件，確是開發商做出來的。但是，暴力拆遷的出現，癥結是不是在于開發商呢？換句話說，把政府換成拆遷實施主體，是否就是解決問題的關鍵呢？
    公眾應該不會忘記當年湖南嘉禾的暴力拆遷事件。“誰不顧嘉禾的面子，誰就被摘帽子；誰工作通不開面子，誰就要換位子；誰影響嘉禾發展一陣子，我就影響他一輩子”的口號以及“四包兩停”的株連九族政策，這不是出自縣委縣政府之手嗎？公眾應該也還記得前不久發生的江西豐城暴力拆遷，老百姓被無辜拘留，有人被株連停職，有人被威脅停發工資，不也是市委市政府的“杰作”嗎？
    很多事件表明，一些政府比開發商更有暴力拆遷的利益沖動。有些拆遷明明是商業項目，但政府卻在那里沖鋒陷陣。招商引資的急切，改善城市形象的躁動，以及個人利益的驅使，使很多政府官員在城市拆遷中表現很不理性，行為也脫離正常軌道：越界行使權力，踐踏百姓權利，甚至說出許多蠻橫的話。比如，山東省菏澤一商品房項目因房屋補償價格過低，遭到抵制，菏澤房管局粗暴拆遷，致被拆遷戶李民生在家上吊自殺，聽到死訊后，拆遷指揮部的一個領導竟當眾說道：“哪個地方拆遷不死幾個人啊？”事實上，有很多開發商制造的暴力拆遷，背后也有權力保護傘。
    不是說政府比開發商“人性更惡”。如果沒有好的法治環境，沒有及時有效的權利救濟渠道，任何強勢者都容易侵害弱勢者。商人有逐利的貪婪本性，有權者也有濫用權力的天性，關鍵在于是否存在有效的約束。如果失去有效的約束，政府可能比商人更容易傷害人，因為政府是最強大的組織，手中掌握有合法的暴力使用權，個人和其他任何組織都沒法與其抗衡。
    要改變這種狀況，最根本的當然是改善法治環境，加強對權力的約束。但是，這需要一個過程，時下，要加強對拆遷戶的保護，也許只有增強他們自身的維權能力了。比如，通過一些法律規定，讓他們在拆遷博弈中多一些容易操作而又有效的手段選擇。
    我們知道，拆遷過程中的矛盾，基本起源于拆遷補償的分歧。王利明也表示，大量拆遷糾紛，老百姓并不反對拆遷，主要還是補償不到位。老百姓認為補償太低，而開發商或政府卻不肯出高價，于是矛盾產生，發展下去，出現一些野蠻暴力行為。所以，解決補償標準問題是解決暴力拆遷的起點。而補償標準，一是要公平，二是要明確。筆者認為，要實現公正補償，最起碼要達到這樣的條件：若是貨幣拆遷，應按拆遷地當時的市場價，按業主的原有居住面積補償；若是回遷，應保障居民的居住條件，至少不能比現有條件差。如果說像以前一些暴力拆遷中出現的問題一樣，每平方米住房的補償標準不及拆遷地市場房價的四分之一，或是將拆遷戶隨意安置到城郊，沒地方就醫，沒地方找工作，孩子沒地方上學，那當然會引起拆遷戶的不滿。而補償的標準，一定要具體明確詳盡，在法律中明文規定，不能讓人有空子鉆。
    只有法治才是百姓最靠得住的保護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