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春節前，深圳市都會掀起一股農民工退保潮。2007年深圳共有493.97萬人參加基本養老保險，而退保的人數竟然高達83萬人。(中央電視臺2月23日)

　　農民工退保是一種無奈選擇。表面上看，是因為養老保險屬于“地方糧票”，無法在全國“通存通兌”，而其背后的實質問題，則正如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唐鈞所說，是“地方利益”在作怪。退保只能退回自繳部分，企業繳納部分則滾入地方社保賬戶，深圳市2007年退保87萬人，即使按最低工資800元計算，企業每年為每個職工繳納的養老保險也接近1000元，即使每個退保人平均只交了一年保險，也意味著一年里退保人就把8億多元“貢獻”給了地方社保。
　　深圳如此，全國其他地方亦如此。于是，各地政府對于農民工退保大開綠燈，積極性很高，而對于養老保險轉接，則有抵觸意識，設定了很高的門檻。實際上，我們沒法指責這種地方保護主義思維，地方政府部門確有難處，而且，養老保險轉續涉及地方政策的銜接問題，并非某一地政府就可以解決。
　　很顯然，問題出在養老保險“地方統籌”這一國家政策上，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這種養老保險制度明顯不適應我國人口頻繁流動的社會現實。我國人口頻繁流動始于上世紀80年代，而令人費解的是，養老保險“地方統籌”政策的依據———《社會保險費征繳暫行條例》是1999年制定發布的。這個時候，人口頻繁流動早已是不可阻擋的社會潮流，人們對此早已有了清醒的認識，而此時出臺的法規卻無視這種現實，從一開始實施就遭遇尷尬。這與其說是一種“立法缺陷”，不如說這是一種“觀賞性立法”———更注重將農民工納入養老保險體系的“觀賞性”，而忽視了這種“納入”是否能真正給農民工帶來好處。
　　與農民工參保極為類似的，是農民工子女進城入學問題———看啊，我們尊重農民工，讓他們享受市民待遇，他們的子女也可以到城里來上學了，很多地方政府還把農民工子女上學納入了城市教育規劃之中(如同將農民工納入養老保險體系)。可是，農民工子女在城里上學是沒問題的，但要想在城里參加中考、高考就不行了，以至于其中的一些孩子最后無處參加高考。農民工是流動的，他們的子女也是流動的，可我們的相關政策卻與這種社會現實明顯不適應，而且這么多年過去了，仍處于“不適應”狀態。所謂允許農民工子女進城入學，就成了一項“觀賞性”很強的政策，與農民工參加養老保險的“觀賞性”異曲同工。
　　人口頻繁流動是我國當下最大的社會現實之一，可我們有多少政策滯后于這一現實？又有多少著眼于這一現實的政策只具“觀賞性”而不具“實用性”？幾億農民工是崛起中的社會利益群體，這也是我國當下最大的社會現實之一，他們的“利益”問題解決不好，社會矛盾就無從根本化解，就會影響社會和諧，最終影響其他群體的利益。對此，我們切不可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