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影響頗大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中，斯塔夫里阿諾斯將人類最偉大的發明歸結為鐵、字母和貨幣。而出于本能，人們往往對貨幣本身存在著“葛朗臺”式的愛戀，這種“拜物教”性質的心理特征在金銀非貨幣化之后成為“匯率幻覺”產生的根源。
　　破解匯率的財富魔方，首先需要強調的核心要素是“貨幣地位”。1868年貝內特就拋出一個驚世駭言：“在新的時代，人們已經不再試圖用劍來統治世界，用金錢作為武器同樣鋒利而且有效”。在經濟全球化的游戲中，霸權國家作為真正的規則制定者掌握著財富跨國分配的主導權，而匯率魔方就是最有效、最隱蔽的工具。美國就是現今世界唯一享受這種匯率財富特權的王者。從1871年的20多美元兌換一盎司黃金，到1971年的35美元兌換一盎司黃金，再到當下的900多美元兌換一盎司黃金，美元匯率的歷史就是一部長期貶值的歷史，但同時期美國經濟美輪美奐的經濟童話卻如此驚艷。匯率貶值與財富激增的并存“悖論”只能歸結于美國和美元在全球勢力排序中的獨領風騷。
　　這種匯率魔方的財富誘惑在困難時期似乎更加難以抗拒，這實際上恰恰構成了對現在全球匯率市場變化的新鮮注腳。當“次級債風波”將美國人從經濟復蘇美夢中猛然驚醒之際，貌似如學究般死板的伯南克也像過去的格林斯潘那般肆無忌憚地按下了量產美元的按鈕，美聯儲的連續降息揭開了美元跌跌不休的劇目，而持有大量美元資產的新興市場國家不得不加入為美國經濟周期下調的埋單隊伍中來，甚至連歐洲大陸的發達國家也成為美國出口能力激增的潛在犧牲者。當然，美國用匯率魔方虹吸全球財富的過程也是世界經濟和全球市場風險高度醞釀的過程，于是我們看到，與弱勢美元如影隨形的是能源價格的連續高企、黃金走勢的一路飆升、定價體系的初步紊亂、跨境資本的暗流涌動和全球通脹的赫然再起。
　　更可怕的是，弱勢“世界貨幣”的另一個伴生產物很可能就是非霸權國家的“匯率幻覺”。匯率魔方永遠不是一個人的游戲，當位于分母的“世界貨幣”大幅走軟之際，大多數位于分子的普通貨幣正經歷著匯率升值的翡翠夢境。而這很容易帶來非霸權國家財富激增的直覺，但很遺憾，歷史證明很多時候這的確是一種錯覺。貨幣升值引致財富災難的故事可謂比比皆是、發人深省。
　　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就是一個受難于貨幣升值的例子。1933年美國總統羅斯福為了取悅白銀集團頒布了白銀購買計劃，旨在提高銀價給白銀集團提供補償。但千里之外的中國卻由于實行銀本位受到了“本幣升值”的意外影響，白銀外流和通貨緊縮不僅讓中國的銀本位走到了盡頭，還給當時中國脆弱的經濟體系帶來了毀滅性打擊。
　　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日本是另一個為貨幣升值付出慘重代價的例子。1985年風頭正勁的日本憑借經濟神話締造者的底氣同意了“廣場協議”中“日元幣值必須反映日本強勢經濟基本面”的提議。隨后，全世界目睹了罕見的日元超速升值“外科手術全過程”，從240日元兌換1美元到120日元兌換一美元，瘋狂的日本僅僅用了三年時間，但接踵而至的卻是泡沫經濟的驟然破碎，日本在上世紀90年代進入尷尬的“失去的十年”，而在經濟走向驚天大逆轉的過程中，日元升值的慣性甚至長期維持，1995年日元匯率就突破了80大關。
　　當然，對于非霸權國家而言，貨幣升值并非都是經濟災難的序曲。比如1973年至1999年間的德國，馬克兌美元升值了78%，其中1985年9月馬克根據“廣場協議”一次性升值了7.8%，但經濟結構的有效調整卻使得德國貿易增長沒有受到負面影響，經濟增長長期保持強勢。另一個例子是1970年至1996年間的新加坡，新元兌美元升值了54.5%，但同期金融體系完善的新加坡憑借競爭力的穩步提高保持了財富高速增長的神話。
　　如此截然不同的例證說明對于非霸權國家而言，決定匯率與財富相關關系的力量更為復雜。這里我們似乎可以順理成章地引入匯率魔方的另外兩個重要要素：經濟協調性和風險管理能力。
　　首先，非霸權國家貨幣升值能夠促成財富持續增長的關鍵點在于匯率變化和經濟增長的相互協調性。如果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過度依靠出口貿易，或者出口貿易過度依賴價格競爭優勢，那么貨幣升值和經濟增長之間是不協調的，經濟走強帶來的匯率升值往往會給后續經濟增長反向套上枷鎖。唯有經濟增長引擎多樣化、可持續性強的國家才有條件實現貨幣升值和長期發展的“和諧”互促。
　　另一個重要要素在于風險管理能力。往往非霸權國家的貨幣升值不僅伴隨著本身的基本面改善，還與霸權國家策略性的貨幣貶值息息相關，而“世界貨幣”弱勢帶來的國際貨幣體系紊亂必將給貨幣升值的國家帶來不容忽視的金融風險。如果一個國家的金融體系建設尚處于風險識別、風險規避水平異常低下的不成熟階段，如果一個國家的宏觀調控者無視“匯率幻覺”的存在走激進升值的羊腸小道，如果一個國家的貨幣當局漠視“世界貨幣”濫發帶來的全球通脹壓力和流動性過剩問題，那么這個國家的貨幣升值很可能由于金融風險的高速積聚和一并暴發帶來無法抵御的金融危機和經濟災難。
　　此外，值得強調的是，貨幣升值的風險并不僅僅來源于外部，匯率變化帶來的資本流動往往會使貨幣升值的國家經歷資產市場泡沫化的狂歡，這實際上在一國內部產生了財富再分配的作用，“富者更富、窮者更窮”的馬太效應如果沒有得到相應宏觀政策的中和和控制，那么兩極分化帶來社會風險將顯著積聚，給國家經濟增長帶來難以估量的內部不確定性。
　　回到現實，人民幣自匯改以來的長期升值無疑讓中國的財富創造和積累更加令人艷羨。這究竟是不是一種“匯率幻覺”，貨幣升值和財富增長的和諧并存能否長期延續？從匯率財富效應的三重要素出發，我們認為答案是較為樂觀的。雖然現在的美元貶值和人民幣升值給中國出口增長和外匯儲備管理帶來了些許困難，但中國經濟增長正在謀求“消費、投資和出口”協調拉動的轉型，中資金融機構改革成效喜人，金融市場基礎結構建設穩步推進，人民幣匯改在外部壓力之下依舊保持著穩健步伐，貨幣當局在全球流動性過剩背景中毅然決然地選擇了從緊風格，宏觀調控對公平要素的凸顯逐漸深入，有理由相信，人民幣有序升值將開啟中國嶄新的財富神話。

（作者為金融學博士，供職于ICBC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