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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有保障機制不變的前提下，真正為勞動者，特別是極為弱勢的低端勞動者，也就是我們常常說的“農民工”著想，千萬不要鼓吹、強迫將他們納入養老保險體系，那樣做，幾乎相當于從他們口袋里搶錢。
對于絕大多數參保者，是兩種交費渠道并存，一種渠道來源于個人工資收入，另一種渠道源于用人單位。表面上看，后一種交費渠道似乎與勞動者個人無關，實際上，卻肯定會被用人單位列入人力資源成本核算體系，并將在一定程度上決定勞動者直接獲得的報酬額度。如果無需為勞動者承擔養老責任，無需將這筆錢交納給社會化養老統籌機構，其中一部分，乃至全部，很可能作為最直接的勞動報酬發放給勞動者。
盡管將這兩部分錢直接發放給勞動者任其自由投資，對于其中部分人，收益率可能遠遠高過于交給社會化養老統籌機構穩健投資，而對于另一部分人，其收益率卻可能相對較低、甚至沒有，何況也不能完全保證用人單位一定會將這部分錢補加在勞動者的直接報酬上，不能保證勞動者一定會將這筆錢用于投資養老、而不是用在日常花費上，所以才在現代社會形成了日漸成熟的社會化養老制度。
社會化養老的源點，在于共同負擔、穩健投資、合理分配、實現底線保障，而不是為了單純增加政府收入、不是為了用于補貼小部分人。收錢不過是手段，合理返還才是目的。
而中國的社會化養老體系，恰好反了過來，成了以返還為手段，以收錢為目的。在人口流動如此頻繁、崗位變化如此巨大的今天，多數低端勞動者實際已不可能具備在達到退休年齡時順利領取到養老金的資格，這資格是以縣市統籌為基礎構成中國的社會化養老保障體系，是必須在同一城市連續交納保金15年以上。看《人民日報》相關報道提供的數據：深圳1987年起允許非戶籍人員參加養老保險，15年后，能夠享受養老待遇的僅有100多人。我不知道當時有多少非戶籍人員在深圳參加了養老保險，然而用這樣一個分母托起100多人的分子，卻肯定構成特別觸目驚心的對比。
在順利領取養老金無望之際，參保人員可以取回養老金帳戶中由個人支付的那一部分，如《人民日報》報道：在珠三角，回家過年的農民工辭工退保成“潮”——有的地區農民工退保率高達95%以上。僅僅是個人支付部分而已，而用人單位支付的那一部分，等于無償“捐助”給了所在城市的養老統籌帳戶。
如上所述，這部分由用人單位支付的保金，實際會列入人力資源成本核算體系，并在一定程度上決定勞動者最直接勞動報酬的高低，被以提供社會化養老服務的名義強行收取，然后因為現實國情、因為制度門檻的刻意阻撓，多數低端勞動者實際不可能順利享受社會化養老服務，在現有保障機制不變的前提下，部分城市強迫低端勞動者全員參與養老保險體系之弊遠大于益，幾乎相當于從他們口袋里搶錢。
不能說相關情況沒有引起重視，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透露：截止2006年底，全國已有13個省區實行了養老保險省級統籌（《燕趙都市報》）。但冷靜分析，卻發現，13個省區中除地域狹小、伸縮空間比普通城市大不了多少的4個直轄市以外，多是“老少邊窮”等勞動力輸出省份，其省級統籌的現實意義相當微弱，可能還不如剛剛出臺的，在人口輸入大省江蘇一省之內實行養老保險關系可異地接續（中國江蘇網）。
何況，省級統籌，本來是次優選擇，在人口流動如此頻繁、崗位變化如此巨大的今天，不真正實現養老保險的國家統籌、整整一個國家之內的自由流轉，相當數量的勞動者依然會成為制度的犧牲品。
樂觀一點說，我寧愿相信國家級統籌注定會成為現實，只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期待這樣深層次的改革完成，不知道要等待多少年。歲月難老可以等，而人易老，經不住幾年等待啊。
為此，需要有權宜之計、需要有制度銜接。個人以為，既然強行參保已在許多地方大規模展開，不妨因勢利導，著眼于改變現行保障機制以興利去弊，即在制度層面上確定這樣做只是為了提供覆蓋全社會的養老服務，既然收錢是為了社會化養老，就要先行確定，除非因為養老目的，不得部分退還這筆錢，不能任由以退回部分養老金的形式銷帳，使得地方統籌帳戶“搶錢”成功、曾經的參保者徹底失去享受養老服務資格。無論勞動者在哪里參保，無論何時才能實現國家統籌，總之國家先要在制度層面上認下這筆帳，先行堅守所有參保者最終享受養老服務的資格，然后抓緊時間著力排除阻撓其享受養老服務的種種現實的限制措施實現國家統籌。如果當部分勞動者己達到退休年齡，而國家級統籌還沒有實現，可以允許勞動者自由申請全額退回其養老金帳戶內的所有資金，包括他個人交納的與用人單位代為交納的部分，還包括適當的利息。
此前許多中途退保的絕大多數曾經的參保者，實際是不完善制度的受害者，各級政府有義務找到他們，找到他們之中的任何一個人，將他們剩余在帳戶之內的、由用人單位代為交納的那一部分資金及其利息退還給他們，或者允許他們再度補交已經退回的資金重新享有接受社會化養老服務的資格。國家不可以無緣無故沾老百姓的便宜，政策不能算計老百姓，唯其如此，才可能令全體國民對國家充滿敬愛、對政策抱有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