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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時間以來，勞工權益保障明顯提速。有的地方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有的地方明確要求企業給勞動者漲工資，而在法律方面，帶薪休假制度和《勞動合同法》即將實施。昨天有消息說，中國還將起草工資條例，以解決工資增長緩慢等問題。
勞工保障程度的提升，意味著生產成本的上漲。當前，一些企業開始出現“恐慌性裁員”，或者對老員工重新簽訂合同以規避無期限合同，或者用勞務派遣方式取代直接雇傭。企事業單位的恐慌，一方面可能源于對法律的誤讀，另一方面則是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了勞動力成本上升帶來的壓力。
在此過程中，應該防止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過去的一個教訓是過于強調保護企業利益，今天開始轉向，但會不會因為過分強調企業責任，而忽視了政府對企業的支持和保護呢？
在企業和普通公民都面臨著物價上漲巨大壓力的時候，不太可能直接通過企業和公民之間的利益調整達成平衡，他們之間的關系至少在眼前來說，更多的是一種“零和博弈”的關系：企業多一點，個人就少一點，反之亦然。此時，通過政府的“外部力量”，促進企業利潤和勞工工資的同步提升，才是最好的“帕累托改進”。
首先，政府應加快推進改革戶籍制度，讓勞動力自由流動，以充分實現勞動力的最大價值、最高價格及其與企業之間的最佳資源配置。近10年來，在考慮了物價上漲因素后，農民工的工資水平沒有上漲甚至是負增長，一個重要原因是由于戶籍管制，導致農民工事實上成為與城市工人同工不同酬的“二等公民”。
其次，政府有責任進一步打破壟斷，給更多的中小企業以發展機會，使中小企業煥發生機與活力。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深化中央企業改革”課題組近日指出，當前中國國有企業改革存在多個新誤區，國企以盈利能力強為理由盲目擴張，在競爭性領域大肆跑馬圈地“與民爭利”，擠壓民營企業的發展；在國企改制過程中出現的外資化傾向令人擔憂。（11月19日《西安晚報》）
政府要為社會和企業提供一個公平、自由的法治環境，避免執法彈性過大而形成權力尋租，以及行政機構“選擇性執法”、“合法性報復”等現象。比如最近新加坡商人王泉成就不得不準備離開福建安溪，因其不懂“潛規則”，不讓當地地稅部門吃“霸王餐”，結果被要求交納“小姐稅”。
政府還要通過創新制度，給已經誕生、將要誕生、想要誕生的中小企業創造理想的融資環境。我國勞動力價格一直不高，一個重要原因是創業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太少導致就業崗位不足。調查顯示，如果有10萬元錢，60%以上的農民工愿意選擇創業。但是農民自己的資產如土地、房屋還不能抵押和在城鄉間自由買賣，阻礙了農民進入現代金融體系，阻擋了最有創業動力群體的創業腳步。
還有重要的是，在政府財政收入增幅連年遠高于GDP增幅的時候，還應該強調稅收約束機制或稅收扶持政策，放水養魚，為中小企業和民眾一道贏得休養生息的時間。這一點，對于促進企業發展、促進就業和國民收入增長、培養稅基都具有基礎性的價值。
一句話，保障勞工權益帶來的“陣痛”，不能只是企業的“陣痛”，國家也要和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共同承受。否則，企業難以承擔時，勞工權益的保障也會落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