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權法》配套立法工程能否快速優質地完成，直接關系到《物權法》能否從紙面上的權利變成活生生的權利。
　　與百姓財產權益息息相關的《物權法》已于10月1日正式實施，北京昌平法院和房山法院分別受理了兩起與《物權法》有關的案件，百姓寄希望于《物權法》維權的迫切心情由此可見一斑。然而一位曾參與《物權法》立法的專家卻指出：這兩起案件所涉及的《物權法》具體條文或仍存爭議、或不夠明確，都有待最高法出臺相應的司法解釋。
　　事實上，《物權法》正式實施前長達半年多的準備期內，無論是“最牛釘子戶”事件所凸現的“公共利益”如何界定的盲點，還是“小產權房”風波所暴露的土地物權懸念，都在以直觀的方式參照著《物權法》，期待著法律更加明晰的答案。
　　出于立法技術的考慮，或者為了擱置一些暫時無法解決的爭議，《物權法》在一些問題上采取了“宜粗不宜細”的立法原則，也因此留下了“立法空白點”，并將這些立法任務以“授權”等方式移交給了“配套法”或“下位法”。此外，《物權法》中一些偏于原則、粗疏的條款，也需要通過司法解釋等途徑加以細化。
　　在《物權法》正式實施前，包括物業管理條例在內，國務院和各地已抓緊修訂或清理了與《物權法》精神不符的現行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不過，社會高度期待的不動產登記法、征收征用法等等一直未見進展，有關《物權法》的司法解釋亦未在法律實施前面世。盡管繁重的《物權法》配套立法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但如果讓《物權法》的實施長期缺少配套立法，勢必影響《物權法》的效力。
　　問題的另一面是，在《物權法》配套立法過程中，應該如何堅守物權法的立法精神？
　　就在《物權法》實施前不久，《城市房地產管理法》進行了修訂，授權國務院就城市房屋征收與拆遷補償問題先制定行政法規，以替代2001年出臺的《城市房屋拆遷條例》。值得注意的是，在現實生活中，與公民財產權最容易發生沖突的，就是拆遷問題。對此《物權法》強調，應當由高位級的規范———法律來規制其權限和程序。換言之，應當由征收征用法之類的專門立法來承擔。
　　當然，在征收征用法無實質進展、而《物權法》實施又迫在眉睫的情形下，授權國務院先行制訂有關拆遷的行政法規，不失為解決問題的權宜之計。但這一權宜之計應在民主、公正的平臺上實施，以避免新拆遷條例的某些條款，與有效保護公民合法財產的《物權法》精神產生沖突。更重要的是，要注意到這僅僅是一個“救急”之法，而不能一勞永逸地依賴下去。希望立法機關加快征收征用法的立法步伐，在更高的制度層次上，更為有力地約束公權、保護私權，以更好地貫徹《物權法》的立法原意。
　　在擬制與《物權法》相關的配套立法時，民主、公開、審慎的立法方式，以及堅守《物權法》的基本精神，應當是起碼的立法底線。特別應當警惕的是“喧賓奪主”式的越權立法。尤其是那些通過民主討論的程序仍未徹底解決的《物權法》立法爭議，比如如何界定“公共利益”等，更不能由“配套法”、“下位法”關起門來簡單地拍板了斷。否則，《物權法》就有被架空乃至被曲解的危險。
　　《物權法》配套立法工程能否快速優質地完成，直接關系到《物權法》能否從紙面上的權利變成活生生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