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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改委藥品價格評審中心官員日前表示：為了杜絕大量質優價廉的廉價藥因利潤不高而無人愿意生產的狀況，發改委正在探索將藥品臨床價值列入定價因素，也就是說，定價時要綜合考慮藥品的有效性、安全性、質量可控性等因素，甚至還將包括創新程度、生產經營成本、市場供求、國際比較參考等。
長期以來，對于藥品定價一直存在兩個價值取向：基于“民生為大”原則下的政府定價，基于“經濟理性”原則下的市場定價。發改委顯然是試圖將此二者充分結合——在政府主導定價中充分地考慮市場因素，避免政府定價過低、廉價藥無人生產的局面。出發點當然是好的，但是否能產生制度設計者心目中的“成果”呢？
早在今年5月，發改委就下發了“關于開展藥品生產成本和市場價格調查的通知”，要求地方發改委、物價局考察藥品的成本與價格問題。結合此次官員的表態，發改委的思路比較清楚：從藥品出廠開始調查成本，然后規定流通領域的“中間加價率”，再根據創新程度、國際參考價等因素，定出一個“保障藥廠、經營商正常利潤”的價格來。根據理想的狀態，因為是市場定價，價格不至于高得離譜，讓老百姓苦不堪言；藥企也能夠得到足夠的利潤，不至于嫌利潤不高而放棄生產，“另辟蹊徑”。
盡管這是一個“一舉多得”的政策取向，但價格的最終形成，是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即便價格數據經過詳細調查、科學論證，也無法保證其在運行中不遭遇阻力而變形。一個很明顯的擔憂是：將這些市場因素充分匯總到政府定價部門的時候，實際上是權力的高度集中，如果認定市場價值的根據是正確的，那么市場可能會無條件地接受，不會激化矛盾；但如果政府認定的根據出現偏差，那么政府對于市場因素的認定就可能淪為假借市場因素，實為計劃經濟時決策者的主觀定價。
政府定價試圖引入市場因素，卻面臨著“反市場”的因素。一來借助地方物價部門定下的成本、利潤指標，無法及時跟上市場的變動，由于藥品更新換代快，而政府定價能力相對滯后，導致的結果可能將是放松定價管制；二來根據經濟學的觀點，“供求關系”將直接決定產品的價格，而最終產品的“價格”再決定原材料的成本、流通領域等各個環節的利潤水平，現如今希望通過先調研成本、利潤、供求等“一攬子”因素，然后形成“價格”的結果，實際上是將市場因素“死板化”了——供給與需求怎么可能在定價之前就被“確定”了呢？
此外，創新程度如何檢驗，臨床價值如何體現？概念不清晰，將為相關部門的權力尋租提供大量機會，更為一些不法企業提供了生存的空間——發生在鄭筱萸身上的腐敗，已經暴露了這一點。如果操作不當，藥品市場可能會形成這樣的局面：老百姓需要的低價藥，所謂的市場價值因素無限度地膨脹，定出高價；而不在政府定價范圍內的高價藥，徹底擺脫臨床價值等約束，無限度地虛高——這會讓民眾承受政府定價、市場定價的“雙重打擊”。
行政權力是自上而下的，市場權力是自下而上的，在目前中國的藥品市場，政府不能奢望在定價中將市場因素“一網打盡”地涵蓋進來，因為那樣將是“過猶不及”；對廉價藥品實行政府指導價與市場調節價的雙重作用，才是符合理性又尊重實際的舉措。只有放活自下而上產生的市場權力，才能快速協調好供求關系等市場因素，政府的定價才能更有科學性、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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