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4日，廣東省房協召開了“城市保障性住房政策解讀研討會”。廣東省房協會長蔡穗聲表示，“中等和高收入的80%的人群，應該通過市場方式解決，包括租、買二手房或是買小戶型的房子。”（9月5日《信息時報》）

　　蔡穗聲認為：按照統計局的標準，廣州大概有20%的人群是低收入人群，而60%是中等收入人群，只有20%是高收入人群，如果中低收入者均列入保障的話，中國住房改革的市場化程度就太低了，房改也太失敗了。道理似乎并沒有錯，但現實中中等收入者買房難問題也很突出。著眼于我國目前房價高位運行與中等收入者購買能力較低的現實背景，將中等收入者完全拋給市場的說法值得商榷。
　　所謂的中等收入只是一個相對概念，以目前的房價來考量，低收入者固然不敢對買房抱以過多的奢望，但多數中等收入者實際上同樣為房價而苦。2005年，國家統計局首次將年均收入6萬元界定為中等收入者的最低評價標準，以此來計算，即使是在一個住房均價5000元的中等城市，一個年收入6萬元的中等收入者要買100平米的房子，也要不吃不喝干上八、九年；至于在北京、上海、廣東這些房價高得嚇人的地區，購房更是難上加難。中等收入者買房難，這是在當前住房價格體系下不能不承認的事實。
　　因此，將中等收入者與高收入者“打包”納入市場方式解決的范圍中，其合理性確實存在疑問。這樣做，其實就是使中等收入者成為一些人所說的“夾心層”：向上，他們難受高房價的重壓；向下，他們無法享受到保障性住房帶來的實惠。這，也印證了“中產階層才是房價高漲最大受害者”的說法并非危言聳聽。
　　一個被普遍認同的觀點是，在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中，穩定且富有活力的中產階層是社會穩定的基石。而將中等收入者完全拋入市場中，這塊基石的作用就無從發揮。一方面，很多中等收入者不僅要將收入投入購房中，并且還需通過借錢、貸款等方式予以補足，這無疑會大大降低這個階層的生活質量、自我發展能力和再受教育能力，從而會對這個階層的穩固性形成沖擊；另一方面，在低收入者獲得住房保障的同時，同樣受房價影響較大的中等收入者卻被忽視，會加大這個階層的恐慌感和被拋棄感，容易引發社會矛盾，不利于社會穩定。
　　以保障性住房解決低收入者購房難的問題，體現了政府關注民生的責任感。但現實告訴我們，對于中等收入者的住房問題，政府同樣不能置之不理。即使考慮到這個階層龐大的數量，無法向其提供完全的住房保障，政府仍有發揮作用的空間。比如，可以通過補助、優惠稅收、探索新的建房模式等方式來緩解中等收入者的購房壓力，在此基礎上，再逐步豐富完善多層次的住房保障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