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國民經濟運行指標和隨之而來的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的相繼出臺，再次把市場的注意力轉向通貨膨脹率、固定投資比例、貿易順差、貨幣供應量等與經濟波動直接掛鉤的經濟指標上。
　　當然，單純從貨幣政策的目標來看，央行這次和市場預期一致的透明化做法(再次加息)無可厚非。另一方面，我們從最近的宏觀數據中還應看到，中國經濟正在開始出現“質”的轉變，比如，企業的業績和社會消費水平的提高等，盡管這種跡象的生成機制還不十分明朗，它卻是我國經濟擺脫流動性過剩問題所應看到的結果，也是改變貿易“大國”和金融“小國”的結構沖突的契機。
　　改革開放已歷經約30年，中國企業適應市場經濟環境的能力越來越強，他們利用開放的環境(引進外商投資、產品走向國際市場的制度保證)，通過自己的學習能力、創造能力，正在不斷提高自己的產品、品牌和市場開拓的國際競爭力。
　　今年上半年，企業業績不斷提高的經濟數據就是最好的佐證。中國企業的成長從宏觀層面上也推動了行業和產業的發展，緩解了龐大的就業壓力，從客觀的指標上看，確實創造了連續高速增長的奇跡。
　　但是，我們還應清醒地看到，大多數業績表現好、有競爭力的企業，他們的投資決策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際市場的景氣和國外價格信號的變化。不少企業，尤其是那些生產上會帶來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價值的企業，更擺脫不了國內制度(匯率制度的剛性、出口退稅制度的“保護”、環境稅的缺失等)給他們帶來的成本“紅利”，而這種制度上的保護傾向，也容易誘發企業推行低成本的海外價格競爭戰略，從而延遲了產品結構調整的最佳時機。
　　雖然近期外資主導的加工貿易的比例有所下降，但是他們在吸收就業、出口創匯、促進企業間的競爭方面依然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總之，今天中國企業的業績的提高，伴隨著巨額對外貿易順差的擴大，這客觀上給中國經濟發展的模式深深地打上了貿易“大國”的烙印。但是，中國企業的業績急速增長并沒有相應地帶來居民收入大幅的提高，相反，有限的收入提高，反而以存款或投資的方式進入了目前還比較脆弱的金融體系(市場和投資渠道單一、投資品種有限、運作效率扭曲等)。這主要是因為計劃經濟在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原先國家承擔的成本，并沒有過渡到有效的社會福利體系中化解，而是落到了消費者個人負擔的范圍。
　　這就使得中國經濟增長沒有伴隨消費的增長，成為消費的“大國”，而相反導致了儲蓄的膨脹、貿易順差的擴大，這些因素又進一步造成被動的貨幣供給居高不下、銀行體系的流動性過剩加劇、資本市場的價格高起高落這樣一種經濟波動局面。這種局面如果不能從根本上得到有效的控制，那么企業的發展就會依賴于前期自身利潤的積累而脫離金融體系的支撐，宏觀調控的措施就很難產生根本的效果，消費者也不能分享企業業績上升所帶來的勞動收入和金融投資業績實質性提高的好處，這也從另一方面，再次反復驗證了當前改變中國經濟這種金融“小國”特征的緊迫性和必要性。

(作者為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金融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