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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國家土地副總督察甘藏春在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透露了兩組數據：其一，非法占地的案件，占所有案件宗數的80%，非法批地的案件占20%。其二，從涉及違法的用地面積來看，非法批地的案件，占用涉及土地面積的80%；主要是地方政府和涉及政府為違法主體的案件，用地面積為80%。（7月12日新華網）
最近幾年，不少地方都在探索如何進一步推進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包括重慶市出臺的允許農民以土地入股等政策被稱為“土地新政”。然而在三個80%前提下，“土地新政”如何進行，朝向和結局如何，尚難以預料。
在筆者看來，公眾真正感興趣的，不僅是“80%違法用地面積的主體是政府”的結論，更是出現了這樣的結果后，政府將出臺何種決策，以徹底改變地方政府在用地問題上“運動員”“裁判員”身份合一的現狀，從而有效遏制土地違規使用。說白了就是，中央政府如何“依法處理與地方政府的利益沖突”的問題。
大部分公眾的關注，更涉及關系切身利益的公共決策的動向。也即，通過何種有效措施，解決諸如廣東等地出現的宅基地醞釀上市流轉、解決和小產權房息息相關的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等問題。相信公眾都拭目以待。
其實，如何有效地將有限的建設用地資源恰當而合法地轉化，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為公共利益服務，考驗的正是各級政府的行政智慧和行政能力。在筆者看來，進行所謂的“土地新政”的目的，無非是試圖通過一種步履較大的土地使用與分配的改革，使有效的土地資源達到優化配置，為民生謀富。
個體的意愿和意志，必然要通過公共政策才能真正實現。具體到關系部分農民利益的宅基地上市流轉以及小產權房等實際性問題，也必然要通過以“土地新政”為依托的土地改革來實現。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國家土地督察機構這一新部門的出現，應順應并助推形勢的發展。
在筆者看來，盡管在制度設計上有“地方督察機構跨區域設立、督察工作人員定期交流”等措施，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避免土地督察機構被同化，但如何保證社會監督及時、有效、暢達地進入“土地新政”過程中，則是“土地新政”亟待面對和解決的現實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