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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鄭筱萸被依法執行死刑。昨天，國家藥監局舉行新聞發布會，一是明確了今后將舉行定時定點新聞發布會，歡迎輿論監督，同時還頒布了新修訂的《藥品注冊管理辦法》，據介紹，新修訂的《辦法》對“從源頭上確保藥品的安全性”作出了制度性的要求，其中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強化了對審批權力的監督和制約。
新《辦法》規定，“將部分國家局職能明確委托給省局行使”，藥品注冊“實行主審集體責任制、相關人員公示制和回避制、責任過錯追究制，受理、檢驗、審評、審批、送達等環節接受社會監督”等。主審集體責任制的具體表述就是不能由一個人說了算，要集體決定。而“公示制”和“追究制”，給參與評審的人以責任壓力，可以有效防范其他人員濫用職權。
無須諱言，以實現權力透明和制約為核心，《辦法》的確抓住了藥監領域過去最突出的問題。近年來在藥品監管領域出現的腐敗案件，暴露出在藥品監管中監督制約不到位，審評審批權力配置不合理、程序不夠科學、過程不夠透明等問題。當初鄭筱萸違背民主決策程序，讓國家藥監局的法定審核職責流于“形式審核”；理應按假藥論處的藥品，沒有經過局里集體討論決定，鄭筱萸就擅自同意注冊，令審批底線被徹底突破。“絕對權力，必然產生絕對腐敗”，藥監領域系列案件再次證明了這個道理。
藥品安全事關人民的生命健康，來不得半點馬虎。因此，我們對新修訂的《藥品注冊管理辦法》寄予厚望。不過，還須說明的是，這些規定確實能夠發揮內部約束作用，但仍然需要在內部制度規范的基礎上，盡可能多地鼓勵外部監管力量及時有效地介入權力約束。
來自外部的監督要強化兩個渠道，其一是健全行政法律訴訟的渠道；其二是尊重媒體和公眾的監管力量。藥監行業所暴露的事實告訴我們，這兩種外部監管的缺失是導致權力失控的一個主要原因。
事實上，作為政府行政部門之一，幾年前藥監局就建立了看似完備的內部約束機制，諸如集體決策機制、越級申訴機制等。但是，在組織內部的約束機制往往會因為人情世故、或者“利益均沾”而流于形式。長期舉報鄭筱萸的高純的經歷證明了這一點：他至少向國家藥監局寄了100多封掛號信、特快專遞42件、電子郵件400多封、電報2封，電話打了500多次，去了21次，其中8次是在局長接待日。但由于內部制約機制的集體瀆職，讓這些舉報最終無法發生效用。高純在無奈之下，還曾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但是法院沒有受理，理由是“不屬于《行政訴訟法》范疇”。
高純的經歷足以說明，如果當來自民間的監督力量遭遇無形障礙而化為烏有，當作為最終公正權力保證的法律在違法面前卻步，僅靠內部的監督機制，很難遏制腐敗和瀆職現象的產生。
最后，不妨讓我們懷著特殊的心情來閱讀這樣一段話：“我們在管理上采取分段，相互之間有制約，暗箱操作不可能一個人做完。如果發現情況，希望大家舉報，我們將嚴厲制裁，使他不敢為”。這段源自鄭筱萸在職時親口講出的“名言”，在眼下藥監系統通過整頓重樹威信之際，顯得是如此的異樣與深刻。所以，我們永遠不要輕信一個人說了什么，而要通過建立精密的監督制度，來約束一切擁有權力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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