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西柳州警方近日破獲一起特大虛構綁架事實實施詐騙系列案件，詐騙手段是通過打電話謊稱事主兒子欠錢被綁架，旁邊則有人扮成“兒子”哭喊，威脅事主匯錢。據悉，該團伙在柳州作案70余起，涉案金額30多萬元。（《中國青年報》6月7日）
    有報道稱，這種通過打電話虛構綁架事實進行敲詐的手段叫“做哭”，最初是從臺灣傳進福建的。讓人深思的是，這種簡單的犯罪行為不僅屢屢得逞，而且有70％的事主遇事后未向公安機關報案。（《民主與法制時報》6月4日）

    不法分子想方設法布下陷阱，略用伎倆引人就范，這本不奇怪；奇怪的是對于此類簡單的犯罪伎倆，很多受害人卻喪失了基本的判斷和行為理性。筆者以為，這里面有兩點需要追問：
    其一，受害者為何輕易相信自己的兒子被綁架？不知是現在影視劇中動輒“綁架”的情節讓人們感到了一種近距離的危險，還是如今的獨生子女讓父母過于操心，惟恐有閃失。當然，父母接到“綁架”電話緊張與惶恐可以想象，以至被一時的恐懼沖昏頭腦，失去正常的判斷能力。不法分子恰恰利用了這一點。
    其二，為什么那么多受害人不向公安機關報案？如果說少數人懼于不法分子的恐嚇而不敢報案，這還不難理解；但如此多的事主在第一時間里，并沒有尋求公安部門的救助，而是選擇了屈從不法分子，這說明相當一部分公民還不信任執法機關的能力，還對公權力救濟缺乏足夠的信心。
    如果說在關愛孩子的問題上，公民自身有自省之處的話；那么“做哭”中凸顯出的公民法治信心不足，則需要全社會予以關注。法治理想的構建有賴于執法機關威信的提升，有賴于公民法治信心的增強。而當公民出現危難之際，首先想到的是公權力機關還是個人救濟，則是判斷公民法治信心強弱的“試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