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宋蘭日前披露了國家稅收通過財政預算安排用于公共服務，解決民生問題，促進社會和諧的情況。據她介紹，去年中央財政為加快新農村建設而安排用于農業、農村和農民的各項支出，為支持教育事業發展的財政支出以及為支持解決“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促進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而安排的財政支出，每項均達數千億元，跟往年相比，增長率均在兩位數以上。(《新京報》5月7日)

　　平心而論，如此支持解決民生問題，在世界上也是罕見的，這體現了中央政府改善民生的決心和誠意，實際效果也是可觀的，至少民生問題不斷惡化的勢頭被基本遏止了。
　　然而在肯定這一點的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中國的民生問題仍然沒有得到根本改善，比如被民眾稱為“新三座大山”的教育、醫療、住房等問題依然嚴峻，城鄉之間的差距仍然在繼續擴大，內需仍然無法真正啟動，等等。
　　既然中央財政對民生問題支持的力度不可謂不大，那么效果為什么不盡如人意呢？一個關鍵因素就在于，我們目前主要是通過“二次分配”來解決民生問題的，這種分配方式的缺點就是成本太高。據宋蘭介紹，目前財政收入的95%都是稅收，這就是說，先要有一整套的機構把錢收上來，然后再有另一套機構把錢分下去，為了防止腐敗，還要再建立一個很龐大的機構來對這個過程進行監督。單是維持這些機構的運轉，就要消耗很大一部分資源，因此最終能夠真正用在解決民生問題上的錢，就變得很可憐了。
　　以中央財政用于新農村建設的資金為例，按照宋蘭提供的數字，去年這筆資金是3397億元，相當可觀。但有研究“三農”問題的學者調查發現，在扣除了農口吃財政飯的人頭和行政費用，再扣除江河治理的費用之后，能夠用于農民和農村建設的錢就不多了。由于這些用于農民和農村的資金一般都是以項目的形式運作，扣除“跑部錢進”和“招標回扣”部分，最后進入鄉村層面的錢估計超不過500億元，差不多可以說只是中央轉移支付資金的一個零頭。顯然，中央的好意被截留了，同樣明顯的是，這個問題也不可能通過無限加大轉移支付的力度來得到解決。
　　那么民生問題究竟應該如何解決呢？在筆者看來，主要還是應該通過“初次分配”解決，“二次分配”也好，“三次分配”也好，都僅僅是“初次分配”的補充。“初次分配”的主要政策應該包括：鼓勵工人通過集體談判的方式獲得合理的工資和福利；鼓勵農民通過合作的方式來維持農產品的價格；破除壟斷，為中小企業的發展提供廣闊的空間以實現充分就業；恢復教育、醫療等作為公民可以免費獲得的“公共品”或者可以以低廉的價格獲得的“準公共品”的屬性，等等。
　　重視“初次分配”的經濟形態可以稱之為“民生經濟”。從各國的實踐來看，如果“初次分配”不能解決好民生問題，那么要想通過“二次分配”或“三次分配”來解決，總免不了事倍功半，而且往往會造成一種國富民窮的畸形狀態，只有在形成了一種國富民富的“民生經濟”形態后，民生問題才能夠得到有效解決，社會和諧才會具備一個很好的經濟基礎，政府也才能夠有效地發揮其應有的收入再分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