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持一個適當的由生產率快速增長導致的通脹率，可以降低人民幣升值導致零利率的風險，或者直接減低升值的壓力。故此，貨幣當局不宜對通脹過分謹慎，堅持一個相對中性的貨幣政策是維護人民幣匯率穩定所必需的。當下貨幣政策的核心目標應鎖定為盡一切可能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為經濟轉型贏取更多的時間。
　　央行在節前的最后一個交易日決定從2007年2月25日起，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50個基點。在此前發布《2006年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等多份報告中，央行都強調了當前的通脹壓力，稱未來價格上行風險有所加大、整體通貨膨脹壓力有所加大。同時，從需求拉動方面看，投資和信貸需求旺盛，出現反彈的壓力較大。自從去年11月CPI增速開始抬頭，12月更是達到了2.9%的三年新高，今年1月份CPI增速為2.2％，如果考慮春節因素，這也是個近年來較高的水平，如此一來，加息便成了市場中揮之不去的“口頭禪”。
　　在我看來，當下的中國，央行對通脹的過分謹慎，并以此作為貨幣政策的依據，是值得商榷的。
　　其一是中國的稟賦條件。在一個勞動力近乎無限供給的經濟體中，工資水平的螺旋式上升而引發的通脹似乎很難發生。生產利潤分配給高工資和勞動力受益只有在充分就業的環境中才可能實現。中國的就業競爭壓力比國際市場上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都激烈。在世界經濟當中，中國人為了比其他國家的人更快的得到工作機會，他們必須廉價地出售勞動力。換句話說，中國人將勞動生產率提高的收益中的大部分以很低的價格轉讓給了西方國家的消費者，以至于西方國家的消費者能夠買更多的中國產品，也就是消費更多的中國勞動力，使得中國可以盡可能多地將大量的富裕勞動力由農業部門向非農業部門、由農村向城市、由低效率的國有部門向高效率的非國有部門的大規模遷移。如此，只要保持著勞動力市場的這個充分自由的特征沒有改變，中國的工資水平就不可能有顯著的和過快的增長。也就是說，中國企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加速增長并持續超過工資水平的增長率的狀態中長期內難以改變。
　　其二是中國的轉型改革。像中國這樣的典型轉型經濟體，由于政府對很多要素資源的控制以及某些行業準入制度所形成的壟斷，導致整個經濟的相對價格體系與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各種商品及服務的相對價格體系很不一樣，而市場化改革就是一個由政府主導資源配置向市場發揮基礎性作用的過程，特別是隨著過去被人為扭曲低估的土地、能源等要素價格的修正，必然會伴隨著全社會商品價格上漲的過程，這是一個經濟結構實現良性調整所必須的，換句話說，只有當要素市場價格上漲能成為投資規模的“自動剎車器”之時，市場機制才可以說真正得以確立。
　　其三是投資消費結構失衡的改善。當下改善內部失衡的關鍵在于，要想辦法讓政府和企業手中的錢從投資轉向消費，為此應減少財政對競爭性行業的轉移支付；加強政府在教育和醫療衛生領域的作用；建立社會保障體系；使用稅收機制根據其稀缺程度和社會選擇對能源和資源的使用進行調控。進一步完善最低工資保障制度；加大勞動力收入在要素分配中的比重等等。如此，上下游企業順暢的價格調整機制方能得以構建，也就是說生產要素價格上漲因素一定要能向下傳導，否則只可能擠壓下游企業利潤，導致下游企業虧損面擴大，導致投資消費關系的進一步惡化。
　　按一般經濟學規律，一旦有了適度的通脹，由于通脹與升值的替代關系，一則人民幣升值壓力及升值率必將相應減小，二則人民幣名義利率跌至零的風險，即落入“流動性陷阱”的風險，也會減小。可見，維持一個適當的由生產率快速增長導致的通脹率，可以降低人民幣升值導致零利率的風險，或者直接減低升值的壓力。故此，貨幣當局不宜對通脹過分謹慎，堅持一個相對中性的貨幣政策是維護人民幣匯率穩定所必需的。
　　當前，中國正在進行擺脫內外失衡困局的經濟轉型：由外需主導轉向內需主導，由投資驅動轉向消費驅動，由政府主導資源配置轉向市場發揮基礎性作用，這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工程。匯率穩定是經濟轉型的必要條件，基本經濟學原理告訴我們，匯率穩定，一國產業之調整、演化、貿易格局、貿易收支等等，皆由市場力量決定。而一旦匯率變動不居，忽上忽下，價格信號只可能更加扭曲，產業結構、經濟失衡會進一步加深。故此，當下貨幣政策的核心目標應鎖定為盡一切可能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為經濟轉型贏取更多的時間。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國經濟評價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