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市生活垃圾分類管理規定》歷經4年“暫行”，增加32條內容，從五個環節對垃圾分類全流程予以規定。近日，廣州市政府常務會議審議并原則通過該《規定》。根據《規定》，單位和個人應該“定時定點”投放生活垃圾，違者個人最高罰200元，單位最高罰5萬元。 (《南方都市報》5月26日)

　　亂扔垃圾作為一種量大、面廣的程度輕微的失范行為，在日常生活中屢見不鮮。究其原因，在公交車、公廁、馬路等公共空間，人們具有很強的流動性和異質性;在違規成本較低的情形下，一些道德水平低下和文明素養缺失的人，難免會“輕率糊涂”地亂扔垃圾。

　　不論是圖方便省事的心理，還是“破窗效應”下的失范感染，抑或“公地悲劇”下的集體無意識，亂扔垃圾成為久治不愈的“頑疾”，既折射了轉型時期一些不良的社會心態，也凸顯了社會治理中存在的短板——由于缺乏強有力的實施操作系統，禁止亂扔垃圾猶如一個 “稻草人”，只能對人們起到表面的威嚇作用，而難以有效地約束人們的行為。

　　靠罰款能否催生社會文明，這是一個歷來備受爭議的話題。反對者認為，社會文明水平離不開公眾道德水平和文明素養的提升，需要發展觀念的轉變、價值排序的重塑和人文關懷的重振，僅僅依靠罰款難以打造出一個文明城市;贊成者認為，通過罰款提升社會規范的外部控制力，提高不文明行為的違約成本，有助于催生社會文明。

　　老百姓既是社會規范的受益者和判斷者，也是社會規范的建設者和維護者，需要為此支付成本。一個好的社會規范，應該是道德價值與使用價值的有機結合，只有這樣，規范才能具備強烈的、持久的、普遍的行為感召力和激勵力量。面對“亂扔垃圾罰款”，我們不能進行先入為主的價值判斷，而應從理性選擇的角度來強化其實施操作系統，提升其使用價值。

　　作為 “花園城市”，新加坡的美麗環境是多方合力的結果。其一，針對亂扔垃圾，新加坡不僅進行較高額度、逐次攀升的罰款，還設置專門的環境稽查員，并在一些地方安裝攝像頭監控高樓墜物情況。其二，新加坡將愛亂丟垃圾的人稱為“垃圾蟲”，累犯者要被處以3至12小時的勞役，并且需要穿上標有“我是垃圾蟲”的特制服裝，在規定時間和規定地點打掃公共衛生。其三，新加坡政府成立了專職部門來幫助普通居民提高資源的利用率，減少生活垃圾的產生。

　　由此觀之，“罰款依賴癥”固然不可取，但審慎的罰款卻是社會治理一種行之有效的手段。只不過，在念“緊箍咒”的同時，要為老百姓不亂扔垃圾提供便利條件。畢竟，罰款不是目的，催生文明才是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