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Uber廣州總部被查，專車之爭再起。輿論場上，專車獲得壓倒性的支持，不是因為專車無可挑剔，而是“天下苦秦久矣”。而這個“秦”，就是出租車牌照壟斷下的打車難。

　　圍繞專車的博弈，其實是中國經濟轉型生態的一種折射。在“互聯網+”的風口下，專車更是成為前者的試金石。

　　自3月的全國“兩會”后，總理提到的“互聯網+”成為一個顯概念，各行各業，包括各政府部門，都在積極對接這個概念。前些日子，三大移動運營商被炮轟，網速慢、網費高固然是長期理由，新的理由則是影響“互聯網+”戰略的實施。

　　但人聲鼎沸、鑼鼓喧天，并不代表“互聯網+”正在橫掃一切不合時宜的東西。

　　“互聯網+”說白了，就是利用互聯網的新技術來改造傳統產業，使之成為經濟的新增長點。往大了說，如今泡沫泛濫，如果“互聯網+”等新增長點功虧一簣，泡沫破裂后，中等收入陷阱里一地炮灰。

　　“互聯網+”帶來效率，也帶來“混亂”，這是熊彼特口中每一個“創造性破壞”的題中之義。

　　專車在相當程度上解決了打車市場需求和供給的不適配，解決了信息不對稱，從而提升了效率。其衍生出的拼車服務，更是有助于城市治霾。好處大家都看得見，但它也屢屢撞在監管墻上，被指斥“違法”或“非法”。事實上，要想抓專車的小辮子，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按照現行的法律制度，專車各種“違法”。此外，專車也肯定會帶來一些社會問題，如果出現幾件專車司機對乘客犯罪的案件，肯定會成為攻訐專車的高潮。

　　這就是專車的效率和“混亂”。但苦秦久矣的城市中產和自由市場派，最看重專車解決城市出租車壟斷經營下多年積弊的能力。一個意想不到的攪局者，為一個大家束手的痼疾提供了方案和出路，而原本無法解決問題的既有體制卻對此不認可，并充滿敵意地注視著。

　　我們為什么一定要遷就既有體制，而不能遷就體制外的新生力量呢?所謂“互聯網+”不是觸個網，搞幾件皆大歡喜不痛不癢的互聯網政績，而是必然面臨著對過度管制的考問，因為“互聯網+”本身就意味著信息的高度透明和自由流動，而管制恰恰是封鎖信息，封鎖供需，兩者之間勢必齟齬。而專車因為深植民生，深得中產擁護，則將這種齟齬放大為現象級的社會事件。

　　對于中國這樣有著眾多管制行業的經濟體，“互聯網+”更是被賦予了出埃及記般的使命。“互聯網+”不是奉旨錦上添花，而是要沖撞固化利益。“互聯網+”出租車，沖擊了出租車的壟斷牌照;“互聯網+”金融，沖擊了銀行躺著掙錢的日子，“互聯網+”社交，沖擊了移動運營商的利潤。

　　看得出，最高決策層對于“互聯網+”庇蔭下的新技術和新事物，給予了一定程度的包容，但沒有上升到體制性包容的高度，這就使得很多符合“互聯網+”思維的新事物頻頻碰壁，遭遇杯葛。正是一直以來高度管制的行業，對“互聯網+”抵制最為強烈。政府部門如果以“互聯網+”思維來武裝頭腦，就應該移走種種障礙，擁抱新事物。既然在既有體制下非法，那么就改造現有體制，改變監管方式，給予“互聯網+”下的新事物以體制性的包容。

　　汽輪出現，漕船頓減;鐵路通車，鏢局消亡;集裝箱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橫空出世，一舉瓦解了不可一世的碼頭工人協會;接線員和打字員的工作，在新技術的瓦解下，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政府再怎么強勢，也未必有力量抗衡這規律。是把“白市”逼成“黑市”，還是把“黑市”納入“白市”，是政府部門必須掂量的“互聯網+”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