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還未成立，就被國際社會賦予過多政治能量，將之拔高為“地緣政治角逐的平臺”、“大國利益博弈的場所”，甚至給中國貼上亞投行“大佬”的標簽。

　　對亞投行的爭議，始于本月12日英國向中方提交作為意向創始成員國加入亞投行的確認函。英國成為首個參加該機構的西方七國集團國家，這讓美國醋意大發，指責英國做事太草率。可沒想到法國、德國、意大利也緊跟英國的腳步向亞投行投懷送抱。緊接著，瑞士、盧森堡也趕在3月底創始成員國資格關門之前，提出申請。若無意外，亞投行的意向創始成員國或增至33國。大勢所趨，風向突變，美國奧巴馬政府遂提議，希望亞投行與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合作。美國之所提出合作，原因在于美國不希望亞投行成為北京外交政策的工具，未免有點小肚雞腸。

　　上述過程性事件被一些媒體過分解讀，渲染成一場暗中的政治較量，讓人對中國心生戒備，這大大背離了成立亞投行的初衷，必須澄清。在2015年“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亞投行臨時秘書長金立群表示，亞投行是對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的補充，而非替代;是對現有國際金融秩序的完善和推進，而非顛覆。作為亞投行第一大股東，中國不會以老大自居，不會靠投票權行事，盡量以達成一致的方式決策。

　　金立群的表態，不僅重申了亞投行的定位屬性，還表明了中國絕不以“老大”自居的謙和立場。

　　必須明確，亞投行將是一個政府間性質的亞洲區域多邊開發機構，絕不是國際政治俱樂部，將按多邊開發銀行的模式和原則運營，重點支持基礎設施建設。因此，必須去政治化，摒棄地緣政治的爭議，丟掉大國博弈的幻想，幫助發展中國家投資基本建設，本本分分做投資生意。西方國家帶著強大的資本加入亞投行，客觀上會稀釋中國的股份，對此，中國持歡迎態度，中國將遵守國際通行準則，盡量以達成一致的方式決策，而不是靠投票權決定。

　　當然，既然是大家都是來做投資生意，都是有備而來，生意場上當然會有競爭。遠在迢迢萬里之外的英國來亞洲不是學雷鋒做好事，自然有其國家利益所在。英國財政大臣奧斯本表示，選擇在亞投行創辦階段申請加入該行，將給英國和亞洲的共同投資和成長創造寶貴的機遇。

　　雖說亞投行成立的時間已越來越近，但許多重大問題還等待磋商。擺在亞投行面前的真正挑戰，是各方核心利益的關切。

　　比如選址。印尼財長班邦(Bambang Brodjonegoro)前天在瑞信亞洲投資年會上表示，雖然北京想要成為亞投行總部所在地，但印尼將爭取使亞投行總部設在雅加達。此前有報道稱，北京是亞投行總部的首選地址。亞投行尚未成立，競爭已初現端倪，這也在情理之中，誰不想把銀行開在家門口，圖個便當?但是，有關專家建議將亞投行總部設在原始成員國中法制健康、交通便捷的國際金融中心，北京是大多數成員國認可的地方。

　　又比如資本。合伙開銀行，要有資本投入，各家出資多少，股權份額如何分配，這是需要認真磋商的。

　　亞投行中各成員國的股權分配，無非是兩種模式，或一國一票，或按經濟實力決定出資份額，投票權與份額掛鉤。國際金融機構均選用第二種模式。在美國、日本等一些大國沒有參與前，為了保證股本金達到一定規模，中國提出出資額可最高達50%，。隨著更多國家參與，中國將會單方面稀釋自己的股份。

　　再比如管理。對亞投行的管理模式，有專家建議，應設立輪值主席，每兩年更換一次。為鞏固防線，還應制定一套規則，建立起風險擔保機制，促進政府力量與市場力量的相互轉換。亞投行當然需要學習世界銀行及IMF的一些做法和經驗，但這兩家的官僚作派不可仿效。世行和IMF有嚴重的地緣歧視色彩，亞投行要秉承平等協商的原則，通過充分對話、民主協商來解決爭議，而不是靠強行投票壓制反對意見。

　　還有，就是政策制定。對此，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秘書長古里亞有獨到的見解，他打了個比方說，你要做一次基礎設施投資，譬如水利投資。問題就來了，你對水利問題有沒有合適的定價，對水利體制有沒有很好的管理，你有沒有監督能力、跟進能力，你有沒有足夠的技術儲備來投入水資源管理，你如何去控制水域。

　　當下，還沒聽說過哪家發展銀行因為缺錢而關門大吉，錢從來不是問題，失敗的原因只會在于政策制定不好，或合作投資項目準備不充分。因此，要制定好政策，保證資金運行安全。

　　同時，還應有三項準備：一是尋找最大公約數，瞄準有生命力的共同目標，要讓這家銀行得到各方面的認同;二是承認差異化，成員國的社會發展差異性很大，開展業務應充分考慮差異化問題;三是應有寬容和理性的心態，將各國金融文化融為一體。

　　亞投行能否團結一致，正確把握亞投行的角色扮演與時代使命，為擴大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影響力作出貢獻，變數仍然很大。對開展合作時的障礙，只有通過政策協調加以解決，才能把好事辦好，避免一開始就墜入零和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