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英國宣布申請加入亞投行創始成員國后，法國、德國和意大利趕在申請截止日前也決定加入。至此，G7集團已有4個加入亞投行，這重創了美國試圖阻止盟友加入該行的努力。世界經濟中心正在重回亞太，腹地廣闊的亞洲各國經濟發展獲得了歷史性機遇，并產生強大的溢出和集群效應。美國借助強勢美元高調重返亞太，而歐洲經濟增長乏力、財政緊縮，在每年近8000億美元的基建投資大蛋糕面前，英國不傻、德、法、意也不傻。

　　雖說亞投行的創建確有爭奪世界金融秩序主導權之意，但就英、法、德、意的選擇而言，現實利益才是根本。日本人壟斷亞行行長，早就與美國人壟斷世行行長、歐洲人壟斷IMF總裁一樣，成了不成文的慣例。但世行、IMF和亞行的貸款效率之低下、決策程序之冗長、項目準入之苛刻，早就難以適應新興國家的投融資需求。誰都能看得到，亞洲新興市場的巨大機會與現行國際多邊開發金融體系是多么不協調，確實需要亞投行這樣新多邊開發機構來打破僵局。

　　當然，不論是亞投行資金主要來源的中國，還是借貸項目建設的亞洲國家和地區，市場化程度都還不高，市場機制均不成熟。如果不能充分發揮市場作用，有限資本和有限資源恐怕都不能得到最有效的利用，這是亞投行面臨的艱巨考驗。現在英法德意資本來了，以他們的市場化程度和市場運營熟練程度，不但能為亞投行發起資本添磚加瓦，更將有效縮短亞投行的市場摸索期。

　　長久以來，不管是扶貧開發，還是基礎設施建設，信用級別、政府透明度、財政緊縮和國資控制比例、意識形態，都是西方主導的多邊開發銀行貸款的基本標準。近年來，還將環境保護、非法雇用、社會保障加了進來，火電、水電站、水泥鋼鐵等項目由此被排除在外。正如美國一直懷疑，在治理能力、環境和社會保障上，由中國主導的亞投行，能否體現世行、IMF以及亞行的高標準一樣，亞行也一直高昂著頭顱來在俯視亞洲各國的扶貧和基建資金需求。

　　但是，他們沒有看到，亞洲48個國家在意識形態、發展差異、歷史宗教問題和現實矛盾上的差異是如此之大，如采取西方標準，有幾個國家能拿到亞行扶貧款?至于基礎設施投資就更別提了。亞行曾統計，2010年至2020年亞洲各國基礎設施投資合計約需8萬億美元，另需近3000億美元用于區域性基礎設施建設。以東亞少數發達國家(地區)為主，亞洲集聚了62萬億美元私人資本，但亞行卻不作為，每年僅提供130億美元資金，且任何一筆貸款都需審批2年。

　　亞行自1966年成立以來，9位行長均來自日本。2013年3月，日本召回亞行前行長黑田東彥，任命其為本國央行行長。本來，亞洲新興經濟體希望借此機會在中國、印度等大型經濟體，甚至越南和泰國等新興國家尋找接任人。但第一捐資比例賦予的投票權非常“任性”，日、美在第一時間就宣布了他們中意的候選人——日本財政部官員中尾武彥，根本不顧及別國感受。

　　明年亞行就滿40周年了，但很多人甚至都還不知道有亞行的存在。唯美國亦步亦趨的日本，在亞行采取了世行和IMF的同樣的標準。起初，不少亞洲國家也聽從美日的改革安排，憧憬能走上一條逐漸吸收更多“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政策的未來繁榮之路，包括放松國家對銀行、利率和匯率的控制，使經濟向市場開放。亞洲金融危機發生時，IMF自由放任的華盛頓共識為泰國、印尼和馬來西亞等國開出了猛藥，要求這些國家削減政府開支、不顧經濟衰退來提高利率、并且放松監管。但是，這樣一條繁榮之路現在看起來越走越危險。

　　令人驚詫的是，2008年金融危機后，西方國家卻在為自己開出幾乎相反的藥方：加大財政政策力度、政府買單、降低利率，并利用政府資金為銀行紓困。而且，為了減輕危機的沖擊，讓全球人民為“次貸”危機買單、希望中國“搞刺激”不說，不惜給亞洲新興國家帶來海嘯般的狼藉，大規模地從亞洲新興國家撤資。從亞洲的角度來看，美國不顧第三世界國家的吃飯問題，用玉米研發新能源;大規模使用大排量汽車，卻讓發展中國家講究環保，這種藥方只能稱得上偽善。

　　有了完善的基礎設施，亞洲國家市場化和國內需求就有了基礎，外資進入或撤離就不可怕。我國臺灣地區、日本、韓國承接了從美國轉移過來的制造業，他們發達了;中國承接了從日本和韓國轉移過來的制造業，中國也發達了。下一步，誰都認為南亞和東南亞將承接從中國轉移過來的制造業，但這些區域的國家沒有完善的基礎設施。現有的多邊開發銀行體系，對這些亞洲國家來說作用非常有限。

　　而世界已從中國協助非洲國家建設基礎設施的實踐中看到了另一種選擇：“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相比外資和援助，靠自己發展更靠普。亞洲腹地更廣闊，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帶來的雙贏多贏、集聚效應無疑更大。更關鍵的是，中國主導的援助不會強設附加條件，這才是他們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