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關鍵一年，這一年中國GDP增長達到7.4%，完成了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制定的經濟增長7.5%左右的既定目標。但是也要看到經濟下行壓力依然存在，給政府宏觀調控帶來了不少困難。2015年中國經濟能否觸底反彈，最終實現穩定增長，成為國內外都非常關注的熱點話題。
近日，在廈門大學與經濟參考報聯合舉行的2015中國宏觀經濟高層研討會上，來自中國社科院、國家發改委、中國人民大學等單位的專家、學者，就當前的經濟形勢以及今后應采取哪些措施穩增長、調結構、轉方式，發表了自己的觀點。
國家發改委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
調結構轉方式比增長更重要
我想談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對當前的外經貿，已經有三年沒有完成預期目標和預期任務了，反映的問題究竟是什么？
我個人的看法，2012-2014年，外貿、外資、外匯下行的壓力很大程度上是在還調整轉變的欠賬。我們講短期的穩定和中期結構的調整，長期的發展方式的轉變，究竟要調什么，轉什么。過去我們談速度，談增長，談得太多，我們看背后指標的變化看得太少。從東部沿海地區的省，明顯可以看到中期的結構變化和長期的發展方式的轉變，就是長期增長潛力的釋放其實比速度高的省做得更好。我們怎么討論增長質量和效益的轉變，用什么指標來衡量？可以看到2015年開始，中國的外經貿真正開始從全球的視野來考慮我們的貿易，考慮到我們的資本，考慮到我們的商品，考慮我們的物流的全球布局。這些變化就是短期把經濟和貿易穩定在合理區間上是很重要的，但是中期的調結構，長期的轉方式，要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2015年到2020年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個問題，針對開放型經濟，怎么看我們的轉方式、調結構和控風險？
今天和明年，外貿的增長恐怕是一個很難改變的趨勢。原因很簡單，加工貿易的速度降低，恐怕將在未來幾年會持續。一般貿易去年的增長是10.7%，前年是10.1%，比重已經上升到51.4%，但是一般貿易的增長是以國際競爭力為基礎的，這個轉型舉步維艱。我們的外貿，下一步新的貿易結構的培育恐怕不是短期的，應該是中長期的。所有以增長為指向的外貿政策是不對的，有可能延遲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的轉變。就是怎么把著力點放在調結構、轉方式上。
從外資來講，現在也是速度降得很快，反映出什么問題？成本驅動型的外資，從2005年開始明顯減速，國際資本到中國找農民工，從2005年開始下降。到中國來市場驅動型的外資，到中國來找市場的外資2012年開始明顯減速。下一步的外資，進入到全方位國際合作的外資，包括高端制造、現代服務和走出去的全方位的合作，這個部分是一個總的趨勢，這個部分不可能出現中高速的增長。從這個角度來講，從外資來講，也是面臨著從速度到質量和效益的轉變。
第三個問題，外匯儲備的下降也是一個問題，我相信是長期的趨勢。
隨著中國外經貿的工序分工模式的退出，美國量寬對中國產生的泡沫因素的退出和歐美再工業化進程的加快，恐怕過去35年全球到中國找農民工的態勢會改變。因此，可能外儲下降成為長期趨勢，雙順差的改變也將是一個長期的趨勢。一帶一路產生的外匯金融資產和重新配制，都意味著中國的外匯儲備下降有可能，或者雙順差局面的改變成為趨勢。這樣一來，我們的外經貿，無論是模式，還是理念，還是政策，要發生跟過去35年完全不一樣的變化。如果對前35年沒有全面的清理，你是不可能走向新常態和新35年了。
最后簡單說幾句。財稅政策在結構調整和增長潛力的再造上，對外經貿來講會產生什么變化呢？過去35年的代工模式、低端模式要退出，中高端模式、創新的模式要進入，從財稅政策來講，要實質性的減稅，怎么能夠落到實處。而且能夠幫助企業解決缺技術，缺資金，缺渠道，缺人才，缺能力，缺公共服務支撐，這“六缺”怎么解決？我發現很多方面，我們政府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方面有嚴重的缺失。財稅政策，我很同意減稅，但是另外一個方面，在公共支出方面，真的要像“十八大”講的牢牢把握發展實體經濟，牢牢把握擴大內需，牢牢把握巨大商機，政府在這個方面的責任是嚴重缺失的。
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賈康：
財政政策要在結構調整上主動作為
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經明確提出2015年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有力度的基調，積極財政政策應該抓住幾個要點。
第一，年度的積極財政有力度應該在總量上盡可能地提升一些擴張力度，這才足以服務全局，穩定市場預期，把握區間的底線不會被輕易打破。現在聽到的關于赤字、舉債方面的安排，按照法理程序說，并沒有塵埃落定。有沒有可能把現在聽到的赤字率適當提高到2.3%左右，再往上抬一抬，再抬高一點沒有什么問題。
第二，在結構調整、優化方面，財政政策顯然應更多發揮作用。
一是減稅方面。這兩天國務院常務會議對小微企業進一步推出減稅計劃。說了多年的企業創新活動，表現在研發所得稅抵免方面在運行當中還存在許多障礙，應該更積極去解決操作中的障礙。很多小微企業，他們的財務報表里很難認定哪些是研發，以前所得稅抵免對他們來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能不能找到積極措施對接起來非常重要。
二是財政支出中，應該把供給方面可用的空間盡可能地用起來，這個空間是可觀、可用、可貴的。當前，總體指導思想上應該強調中國投資方面的問題不在于總量和增速，而在于投資的結構、機制和績效。在投資方面，以政府和非政府主體更好互動的一系列的聰明投資，選擇性地增加有效供給，帶上創新，來支持現在新常態、新階段上的追求。
第三，是民生事項，包括公共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公共工程、水利，醫療，教育等等，應該進一步調動政府資金，拉動非政府資金配合一起來增加投入方面，把文章做好。
越來越多的學者意識到不能簡單地說經濟速度下行就是好事，它天然就帶來了結構的優化。經濟增速下降確實有這樣一個使市場競爭壓力更多的產生擠出落后產能的作用，但是不要忘記中國總體市場作用是有限的，有不完全競爭的情況。加上中國很明顯有一些特別重要行業的寡頭壟斷，特別是基礎資源產品的寡頭壟斷，政府在這方面簡單地減少投資，一定會形成該做的沒有做到位，現在的結構優化一定要加上改革。
和改革聯系更密切的一個視角，是在再分配方面看怎么把力度往上提。如果具體來看，比如房地產稅，加快立法。從去年“兩會”上傅瑩就明確表態盡快進入立法過程，但是到現在為止也沒有動靜。
另外，個人所得稅在現在的方案里排在最后一項，而且沒有時間表，有待前面的其他事情才好排出時間表。至于遺產稅，還沒有辦法列入到改革任務中去。
不論我們怎么提建議，切入點仍然要求加快立法，而人大一拖再拖，比如我們《預算法》的修訂，拖了十幾年。
我們現在要把再分配力度往上提，積極財政政策天然應該有這方面的作用。但是和實際距離是非常明顯的。這個硬骨頭怎么啃，也是中國必須要經受的一個歷史性的考驗。總體來說，從總量，結構，再分配，改革配套方面，這幾個方面要共同推進。
中國社科院特聘顧問王洛林：
對外開放對宏觀經濟意義重大
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偏重于考慮國際經濟的變化對我們對外貿易的影響。中國現在的經濟已經越來越深刻卷入了國際經濟的體系，有的是主動，有的是被動。我們研究宏觀經濟的時候，對這一塊是不是還可以加強？
我們回顧一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35年來，我們大體上有三次改革開放的高潮，第一次是聯產承包責任制，第二次是鄧小平南方講話，第三次是加入世貿組織。第三次完全是對外開放的，第一次和第二次的高潮，也伴隨著擴大開放。所以，我們幾次改革開放的高潮，有的是直接擴大開放，有的是伴隨著擴大開放。開放在我們國家經濟發展、經濟改革的過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而這次假如算是第四次改革開放的高潮，中央提出建立擴大開放的新體制，我們研究工作對這塊研究得相對少一點，中央的政策倒是提了很多，比方說上海自貿區。現在自貿區迅速擴張，擴張到福建、廣東等地。我到上海自貿區看了一下，他們要是搞下去，確實對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會產生很大的影響。
還有一帶一路，已經搞了一個規劃。這些措施到底在短時期內，還有中長期，對我們的整個宏觀經濟的發展有多大的影響？當然，這個要計算是很難計算的，比如一帶一路，對我們經濟有兩個直接的作用，一個是推動西部大開發，一個是幫助一些中亞、西亞的國家搞基礎設施建設，與此同時帶動我們鋼鐵生產。這些對外開放的政策、措施、戰略，在當前和未來一段時間內，對我們的宏觀經濟將會有什么影響？
我們的外匯儲備今后可能不會那么大幅度增長，這里面有兩個因素。一個因素是今后進出口貿易，我們的國際收支強調平衡，還有一個因素，就是我聽說中央有一個決策，準備拿一塊外匯儲備作為對外投資。所以，對外開放使中國在更大程度上融入整個國際經濟體系，在這個過程中來推動我們的改革。
我們這幾十年來，經常是開放快于改革，因為開放比改革容易，觸動的既得利益者也少一點，而且開放能夠拉動改革。比如現在搞一帶一路，我聽說搞這個東西暴露出很多我們體制上的問題。聽說前不久有伊斯蘭國家跑到中國來，讓中國幫助他們修高鐵。本來是大好事，結果到北京找不著人，外交部又不管，商務部也不管，這就暴露出我們體制的問題。我們本來管對外開放就是商務部，商務部又沒有那么多權力。我調研上海自貿區的時候，商務部說上海自貿區每推進一個措施都來找我們，而我們其實沒有那么多大的權力，沒有那么大權力來調整規定。如果搞那些東西，原來的規定就要去掉，這是需要各個部委的支持。
所以，推進對外開放本身會拉動經濟體制改革，所有這些方面我們研究宏觀經濟、做宏觀預測的時候，是不是可以適當考慮一下。這個要計算比較困難一些，但是我們要往這方面走，不要局限于總是研究國內的東西，我們整個形勢的發展已經不允許我們只是考慮國內的情況。
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高培勇：
減稅也是積極的財政政策
從各方面的經濟數字來看，現在中國經濟問題不是一個貨幣供給量的問題，真正要發揮作用的還是財政政策。
今天財政政策作用發揮有兩個矛盾是必須處理的。
一個矛盾是拉動經濟與減少負作用同時兼顧。一方面要拉動經濟，另外一方面減少副作用，我們能做哪些事？我是挺贊成國務院常務會議所定的重要舉措，就是減稅與降費。這說明什么問題呢？財政政策發揮作用無非是兩條，一條是減收，另外是增支，現在看來避免強刺激政策帶來的經濟結構的扭曲、一系列的副作用再次發生，恐怕要把積極財政政策的著力點更多放在減收上，而不是放在增支上，這是一個基本判斷。如果這個判斷能夠成立，減收自然對財政收入結構而言就是一個稅費的問題，國務院常務會議講的減稅和降費顯然是這次積極財政政策重要的著力點。如果真想讓減稅、降費發揮作用，就要減主干稅種，降低大塊頭的費用。
就減稅而言，重點應落實在“營改增”的全面推進上。“營改增”涉及到兩個稅種，一個增值稅，一個營業稅，分別是中國的第一和第三大稅種。而“營改增”不僅僅是稅制改革的項目，更多的是減稅措施。去年一年正常的公開數字是減稅1918億，如果推算，今年在全國所有行業推行改革，減稅規模會達到4000億到5000億。再按照三中全會的部署，往前看，到2016年以后，如果能在“營改增”基礎上進一步降低增值稅的標準稅率，減稅規模就可以達到9000億到10000億。現在來講，任務就是在今年之內確保“營改增”真的在全國所有行業全面進行，防止因為稅收收入或者財政收入下降而延誤“營改增”的推進。
降費。現在費的來源主要是兩塊，一塊是一般性非稅收入，這是規范性的。還有一塊來自政府性基金收入，現在算起來是55500億。其中，一般性非稅收入是能夠審批的，能夠統籌安排的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盡管也報預算，人大也會看，但是沒有正式納入審批范圍，在一定程度上屬于政府部門的私房錢，所以要減，應該把降費的重點放在政府性基金收入的清理和建設上。這樣既可以一方面拉動GDP，同時盡可能避免政府的投資對經濟結構的不適當的干擾，真正讓市場在資源配置當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
第二個矛盾，處理好拉動經濟與防控風險的關系。要拉動經濟勢必要增加赤字，加大政府債券的發行。當前中國的赤字風險、債務風險，盡管從正規的角度來講，還沒有到火燒眉毛的地步，但是如果透過現實的種種指標而深入到實質運行層面，還是能夠感覺到風險是極大的。為什么？因為有很多風險不在我們的統計指標中。
就今年而言，財政赤字可能16000多億，這16000多億包括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的債券發行。但是有一塊今年要增加的地方債沒有在16000億當中，就是地方自發自還的這批債券，等于要走專項債券。如果沒有納入到整個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券發行的觀察范圍上，它有可能游離于監控指標之外，而且這一塊不是一個小數字。按照審計署的數字，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地方平臺債務，去年6月份的數字是17.5萬億，按照財政部各地報的數字，這個數字遠遠不是這樣的，我們打一點折扣，按20萬億來測算，這個數字是非常大的，爭取把這塊納入到監控的范圍之內，這是防風險的措施。
另外一個措施，現在地方債的風險，不在于規模有多大，關鍵在于圍繞地方債的發行和運行機制出了大問題。地方債最大的問題，地方政府在發行的時候沒有還債，或者幾乎沒有還債的思想準備。到了需要還債的時候，想還債又沒有實行清償的本錢，這是當前的大問題。這種問題主要存在于什么地方？存在于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不規范，地方財政的收支體系不健全。這樣就要結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圍繞財政體制改革的部署，真的在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的處理上拿出實質性措施，把中國財政體制格局建立在一個健全的地方財政收入體系的基礎之上。
最終還要實質性的改革。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楊瑞龍：
預防和應對就業與服務業下行挑戰
大家知道宏觀經濟現在的復雜程度是很少見的。雖然經濟下行，但有兩個非常重要的特征，一個是在GDP增速回落的過程中，物價水平保持相對穩定。第二個，盡管貿易增速和外貿順差增速下降，但是服務業依然保持相對強勁的發展勢頭。但是從2014年下半年來看，服務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很多指標顯示2014年是“新常態”開始進入新的階段，2015年進入這個階段決定了可能面臨很多參數大幅度的變化，面臨新的挑戰。
第一個挑戰，第三產業可能會在2015年發生一些變化。由于工業蕭條的擴張，特別是去杠桿、去產能，中國第三產業可能在2015年難以維持一個持續景氣的狀態，可能會出現疲軟。
2014年11月份，服務業指數53點多，但是比2013年回落1.5個百分點，出現連續7個月的回落。我曾經到上海、江蘇做了一些調研，他們告訴我們的狀況是服務業2014年出現嚴重的下滑。我們不要為目前還是處在50%以上的數據所迷惑。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是一個工業化后期的階段，工業化后期階段有一個非常明確的特征，第三產業的發展嚴重依賴于制造業和消費。由于整個GDP指數是一路下行的，而且制造業處在相對蕭條的狀態，人均收入是增速趨緩的，所以服務業快速上揚缺乏根基。
第二個挑戰，原來說盡管經濟在下行，但是就業還是比較穩定的，2014年超過1400萬。但是我們應該看到，總量上的就業增加了，微觀來看，我們的就業是有問題的。
企業崗位需求在下降，而且人才市場去求職的速度是下降的。從PM中的從業人員指數來看，就業需求也是持續萎縮的狀況，特別是非制造業就業人數下降得更快。
由于就業統計質量是有問題的，就業質量并沒有做到很好的反映。按照目前的統計口徑，中國就業質量達到歷史低點。我們所謂的創業、就業，好多創業、就業實際上是沒有崗位。還有企業人力資源戰略調整，企業更傾向于把多余的人儲在企業里面，一旦達到臨界點的時候會發生逆轉，這個也要考慮到。還有地方政府的壓制。所以有一些虛假數字在里面。
中國就業嚴重依賴于第三產業和建筑業，2015年這兩大行業都會出現較大的回落。這兩個產業在2015年可能會面臨挑戰，2015年的就業壓力會明顯增大。還有很多企業在2015年會面臨生存壓力，不得不把企業的多余人員釋放出來，所以2015年的就業問題會面臨壓力。
以前就業比較穩定，服務業發展是好的，支撐中國經濟的這兩大要素可能會在2015年發生變化，可能會導致我們的壓力增大，使得我們原來打算采取的去杠桿、不刺激和穩定的宏觀經濟政策發生變化。
我們宏觀政策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兩難選擇，面對過去政府引導型的結構扭曲，我們需要騰出時間來調結構，但是由于剛才講到的兩個指標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不得不采取刺激政策。我們中國的經濟有明顯的高增長依賴癥，這讓我們很糾結。怎么樣找到一個平衡點呢？過度的刺激可能為后續帶來嚴重的問題，但是如果不刺激的話，可能會導致增長型經濟出現問題。
現在我們可能是在這兩個因素權衡中探底過程，我們要有一個底線管理意識。怎么判斷呢？有兩個指標，第一是失業底線和通脹底線，當今中國通脹不是問題，可能就是就業底線，就看中國的就業問題是不是超越了我們可接受的程度。第二個底線是風險底線，特別是與金融相關聯的債務危機等等。換句話說，當前中國經濟如果還沒有觸動失業的底線和風險底線，我們要穩住，不能出臺過于刺激的政策。如果已經觸犯了兩個底線，可以采取相應的比較強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