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統計局的CPI數據還沒有確認，但通貨緊縮趨勢已相當顯著。即便2月份CPI略有回升，但PPI大概率連續第36個月負增長，這一跨度已遠超1998年、2002年和2009年3次通縮時PPI的負增長時間。如果不用外生性的貨幣寬松對沖，將很難擺脫通縮的陰霾。在2月份數據發布前后，或有一輪降息降準。
　　當然，通縮的形成比通脹更為復雜，不能簡單地依賴貨幣政策解決，還要加大財政政策的積極作用，以及結構調整的力度。
　　對于如何判斷通縮？經濟學教科書上給出的定義多是，連續6個月以上的CPI負增長，或者以GDP縮減指數判斷。相對于CPI，GDP縮減指數的計算基礎更為廣泛，涉及全部商品和服務，能夠更加準確地反映一般物價水平走向。
　　但是，在不同經濟體，不同的經濟增長階段，簡單地以CPI正負衡量通縮與否，也不一定科學。同樣3%的CPI增長，在高增長的新興市場國家大多被認為是合理區間，而在成熟市場經濟體則被視為通脹。同樣，現在不足1%的CPI增長，在成熟經濟體被視為合理狀態，在經濟發展處于起步階段的新興國家就有通縮之虞。
　　華泰證券計算的加權物價指數顯示，早在去年10月份，加權物價指數就處在負增長。同樣，民族證券以1月份數據測算的GDP縮減指數也是負數。
　　對于當前通縮趨勢的形成，首要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也有外部的輸入型通縮因素，但前期一些政策因素的影響也不能忽視。
　　第一點，貨幣供給的過度收縮。2010年初至2011年底，央行連續12次上調存準率，大型商業銀行由15.5%提高至21.5%。同時，近年來，外匯占款大幅下降，也導致流動性被動收縮。
　　雖然有觀點用衡量經濟貨幣化程度的貨幣深度指標反駁指出，近年來M2/GDP的比例不斷攀升，已經漲到2014年底的1.93，相對于經濟增長的貨幣供給并沒有收縮。但是，考慮到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分流，M1/GDP指標對通縮趨勢的反映更為準確，2009年至2014年，M1/GDP分別為0.6495、0.6640、0.6127、0.5942、0.5736、0.5469，這一數值在2009年達到峰值后，目前已經回落至2001年水平。
　　第二點，稅收超經濟增長的緊縮效應抵消了積極的財政政策的擴張效應。“財政收入增長高過GDP增長，GDP增長高過居民收入增長，居民收入增長高過企業利潤增長”，已經成為多年的客觀現實。
　　第三點，資金配置效率低，資金循環受阻，金融二元化矛盾進一步加劇。在經濟下行期，企業資金循環不暢，并形成一定規模的債務鏈。目前，企業之間的“三角債”已經形成，企業間擔保、互保的風險已經暴露，包括礦業、能源、鋼貿等領域的局部風險也已經出現。這也進一步加大了銀行的惜貸情緒。而且，由于經濟下行壓力大、中小企業融資的風險加劇，商業銀行資金更多地向國有部門傾斜，小微企業“融資貴”、“融資難”難以緩解。這些矛盾進一步導致企業運營的收縮，加大了PPI負增長的壓力。
　　如何防范通縮？目前看來，亟須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政策三管齊下。就貨幣政策而言，一旦通縮，名義利率不變的情況下，實際利率也將上升，為保持貨幣中性，央行也有繼續下調基準利率的必要。同樣，考慮到外匯占款的收縮，央行也有必要繼續降準對沖，對沖力度將視外部流動性條件而定。
　　財政政策也有更加積極的空間。站在宏觀視角，通縮時期的債務增長，是經濟意義上的“消渴”行為，可以考慮適當增加財政赤字水平；加大政府基礎設施與戰略行業研發投資，引導私人資本填補投資缺口；結構性稅收政策支持小微企業；加大政府采購公共服務產品的力度，提高民生與社會保障水平；積極引導居民收入預期等等。
　　同時，要進一步加大結構調整力度，釋放改革紅利。加快推進國企改革，加快對民營經濟投資領域的放開，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和淘汰落后產能，推進京津冀等區域一體化建設，落實一帶一路詳細規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