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的經濟發展歸根到底取決于本國資本的積累能力和資源使用效率，依靠外來資本支撐工業化進程的格局是不能持久的。中國必須通過“走出去”拓展全球資源布局，重構中國全球價值鏈。
中國躋身全球對外投資大國
近年來，特別是實施“走出去”戰略以來，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一直保持快速增長態勢。2002年，我國加入國際貿易組織(WTO)后的第一年里，對外直接投資27億美元。2013年，這個數字增至1078億美元，12年里增長了將近40倍，連續兩年位列全球三大對外投資國。2013年，我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56個國家和地區的5090家境外企業進行了直接投資，累計實現非金融類直接投資901.7億美元，同比增長16.8%，這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在2012年創下流量878億美元規模，并首次成為世界三大對外投資國之一之后的歷史新高。
2014年1~11月，中國境內投資者累計實現對外投資5518.2億元人民幣。以美元計，2014年前11個月累計實現投資898億美元，同比增長11.9%。同期，中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1062.4億美元(折合6545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0.7%。中國對外投資額超過吸引外資額，成為凈資本輸出國只是時間問題。可見，
國內生產總值(GDP)已不足以真實反映國民財富能力，國民生產總值(簡稱GNP，是一國家或地區所有國民在一定時期內新生產的產品和服務價值的總和，包括境外，也包括境外)將成為衡量中國國民財富創造的新尺度。
向GNP跨越是必然選擇
事實上，謀求中國對外戰略轉型，實現從GDP到GNP的跨越是必然選擇：一方面，長期以來，中國對外經濟的不平衡集中表現在國際收支賬戶持續“雙順差”，但這種模式不可能長期持續，也蘊藏著極大的國際市場風險;而另一方面，隨著中國資產規模、國內儲蓄、結構調整等方面的發展與變化，中國已經具備了大規模海外投資的基礎條件。
一是“雙缺口”已經變成“雙剩余”。在2000年以前，中國的國際投資政策是以鼓勵吸引外資、限制對外投資為主要特征的。限制對外投資與鼓勵吸引外資具有相同的邏輯與現實基礎。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是比較典型的儲蓄短缺和外匯短缺同時并存的“雙缺口”格局，吸引外資可以同時彌補這兩個缺口，而限制對外投資可以同時防止這兩個缺口擴大。中國的“雙缺口”格局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得到改變，到目前已經完全變成了儲蓄過剩和外匯過剩的“雙過剩”的局面。在“雙缺口”基礎上形成的鼓勵吸引外資和限制對外投資的邏輯均已經不存在了。大量的國民儲蓄和外匯儲備資產為開放型經濟發展提供了充裕的資金條件，也為海外投資和“走出去”提供了本金支持。
二是進入對外投資的歷史階段。根據鄧寧的投資發展路徑(IDP)理論，一國的凈對外直接投資NOI，即對外直接投資與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的差額，是一國經濟發展階段的函數。到達一定階段時(人均GNP為2000至4750美元)，進行投資階段的轉變就成為必然選擇。而推動這一轉換的關鍵是提高對外投資的收益率，促進本國資本競爭優勢的形成。當前，中國正處于鄧寧所指的資本大規模輸出的歷史發展階段。
三是在全球分工體系中的地位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一方面，勞動密集型產業仍然是我國的比較優勢所在;另一方面，新興產業的競爭力日益增強。我們在全球生產鏈中占有的環節不斷擴展。中國市場日益龐大，并正在成為我國規模經濟型產業的優勢來源。我們不僅是發展中國家中最大的直接投資東道國，也正在成為世界主要的投資母國之一。
中國對外投資仍處于初級階段
然而，就目前而言，中國對外投資無論是從規模，還是質量還處于“走出去”的初級階段，提高對外投資質量是關鍵。中國現在是排列在世界對外投資的第三名，這只是從數量上而言;同時，我們也看到，我們和一些發達國家在這方面的差距還很大。剛才提到對外直接投資的流量和存量，就存量來看，我們6600億美元的存量只占世界的2.5%，也就是這個數量相當于美國的10%左右，我們海外的凈資產相當于日本的一半左右，即使從量上看，中國也還有很漫長的路要走，“走出去”戰略需要進一步縱深發展。
中國經濟發展正在步入全面重構的新階段，由加入WTO之前的積極參與全球化分工，到如今的全面融入全球化體系，需要全球范圍內配置各種要素資源。從這個意義上講，資本輸出和“走出去”絕不應僅僅是購買發展所需的能源、原材料，也不僅僅是基于消化內部的過剩產能，而應如當年日本由“貿易立國”轉向“投資立國”一樣，通過資本輸出帶動全球貿易布局、投資布局、生產布局的重新調整，進而帶動產品、設備和勞務輸出，全面對接全球價值鏈。
近兩年，在國家
“一帶一路”戰略，區域自貿戰略，以及互聯互通進程的大力推動下，我國制造業，特別是裝備制造業、高鐵等行業“走出去”的步伐越來越快，未來需要進一步通過異地投資、兼并重組、國際產業技術聯盟、參與全球創新網絡的等手段，實現由產品輸出到產品、技術、資本、服務輸出的轉變，實現中國產業鏈的整體升級。
與此同時，根據勞動力成本和各國的自然資源稟賦相對比較優勢，未來5年，我國勞動力密集型行業和資本密集型行業有望依次轉移到周邊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帶動沿線國家產業升級和工業化水平提升，完成中國全球價值鏈的重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