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日，人民幣在岸和離岸市場同時出現較大幅度下跌的走勢。

　　美元主導著全球經濟金融周期，美元周期的轉變是認識全球經濟金融體系的前提。美聯儲退出量化寬松(QE)并準備加息，將深刻影響國際金融市場。從美國貨幣政策周期與美元周期的歷史關系看，此輪美元強勢周期可能會持續4-5年左右。這將導致其他非美貨幣出現一輪貶值潮。

　　事實上，全球貨幣新一輪洗牌過程正在不斷展開，近日，歐洲央行啟動 QE，其對抗通縮與支持經濟增長的決心非常堅定。而新一輪降息潮也有到來之勢，去年年末至今已有土耳其、丹麥、瑞士、印度、埃及、加拿大等12個國家的央行步入降息周期，只有巴西、俄羅斯和新西蘭因國內通脹和本幣貶值等因素困擾逆勢加息。許多國家紛紛降低基準利率或實施寬松政策，甚至一些國家主動推動貨幣貶值，全球貨幣競爭性貶值一觸即發。

　　匯率與資產價格有很大相關性，人民幣匯率在短時間內持續下跌以及可能產生的連鎖反應，不能低估。以跨境貿易、人民幣存款和人民幣債券三個指標來衡量，人民幣離岸市場規模還比較小，更容易受到全球跨境資金流動的沖擊。此次在岸、離岸人民幣雙雙大幅走低，在岸人民幣暴跌逾200點，最低觸及6.2531，創去年6月以來新低;離岸人民幣暴跌逾100點，表明離岸市場貶值預期開始形成。

　　匯率的波動可能對中國經濟造成新的沖擊。一方面，人民幣跟隨美元兌歐元也相應升值，2014年以來，歐元兌人民幣已經貶值近13%，今年迄今為止貶值6.4%。歐元區和美國同屬中國兩個最大的貿易對象，歐元的大幅貶值將對中國出口形成負面影響。另一方面，其他國家競爭性貶值導致人民幣相對堅挺，不利于中國貨物貿易出口。

　　對于新興市場國家而言，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和完全浮動匯率機制放大了原有的風險。亞洲金融危機就與金融自由化進程相關。上世紀80-90年代，以東南亞和拉美國家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開始大力利用外資發展經濟，但卻沒有同時建立完善的資本管制防火墻，尤其是對資本流出的管理過于寬松，特別是那些外債比例高、經常賬戶赤字較大，且外匯儲備匱乏的國家出現金融危機。

　　美國作為全球中心國家，其貨幣、信用的擴張與收縮，將通過金融與貿易渠道向全球傳導。美聯儲在今年加息將是大概率事件，美元強勢周期已經確立，在此大背景下，其他非美貨幣兌美元貨幣波動性勢必由此上升，許多外圍國家不得不面對保羅·克魯格曼的“不可能三角悖論”，并可能出現全球新一輪貨幣貶值潮和資本外流等系統性風險。“不可能三角悖論”的意思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貨幣政策獨立性、資本的自由流動性以及匯率穩定性三個目標是無法同時實現的，如果要滿足其中的兩個，就必然要放棄一個。國際資本的大量流入流出實際上就是滿足資本自由流動的目標，但直接沖擊了一個國家的匯率和貨幣市場。

　　國際清算銀行數據顯示，當前全球日均4萬億美元的外匯交易中，只有2%是因貿易和國際投資引起的，其他都是投機性交易。這些投機資本對各個金融市場匯差、利差和各種價格差以及有關國家經濟政策等高度敏感，并可能出現過度反應，從而對整個金融市場產生不可逆的正反饋機制。事實上此次金融危機、債務危機，乃至大宗商品價格與新興經濟體的資產泡沫無一例外都有跨境資本的“興風作浪”。

　　短期內人民幣匯率的大幅動蕩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信號。近兩年，短期投機資本以及人民幣套利風潮興起積累了大量的風險，決不可小覷。貨幣當局要對離岸市場和在岸市場匯率波動加強管理，密切關注人民幣貶值影響及可能產生的連鎖反應，避免資產價格的斷崖式下跌和資本大量外流，應考慮征收托賓稅，加強資本流動安全預警機制，切實維護中國金融穩定和金融安全。

　　貨幣匯率沖擊，從深層次看，凸顯出全球金融貨幣治理機制的重大缺失。特別在全球貨幣金融周期大分化的背景下，建立新的全球貨幣治理機制以及更加穩定的全球匯率架構就變得愈發迫切和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