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個未限購的一線城市深圳，選擇在2014年即將結束之際宣布加入限購陣營。與其它限購城市相比，這次深圳限購有兩點是相同的：一是相關政策以“偷襲”的方式出臺;二是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泄密”，刺激了一些政策套利行為，出現大量囤集車牌的個案。

　　按照深圳官方的解釋，它原本不希望以限購這種行政手段來控制車輛增長，只是因為種種原因，預備的經濟手段無法祭出才不得不出此“下策”。而在民間，大多數人也認為限購負面效應太大，甚至有人搬出財產權說事，認為這是在侵犯公民的財產權。在經濟調控中，經濟手段優于行政手段，這似乎是一致的共識。但在我看來，事情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簡單。魔鬼藏在細節之中，汽車限購這個“小事情”，已經折射出公共決策中的一系列重大問題。

　　眾所周知，在城市交通資源和環境容量有限的情況下，控制機動車總量成為一個政策目標是必然的。區別只在于實現這個目標的手段。按照基本的數量與價格關系原理，政府既可以通過提高車輛使用成本(價格)來抑制需求數量，也可以通過直接設定一個數量配額，再通過拍賣叫價的方式決定價格。前者被稱之為經濟手段，后者被稱之為行政手段，但這種劃分是不對的。兩者都是經濟手段，方式不同而已。

　　這兩種方式在效果和公平性方面差異很大，各有優劣。提高使用價格無疑可以限制車輛的使用，但提價多少才恰好讓需求量落在政府目標之內，這個誰也不知道，因為需求的價格彈性很難精確測定。這方面有現成的例子。新加坡上世紀80年代就對汽車數量實行“經濟調節”，但汽車增幅遠遠超過政府目標，最后不得不改弦更張，于1990年實行配額制，推出后來被中國諸多城市視為藍本的“擁車證”制度，以便精確控制汽車總量。而香港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一直實行的高使用成本辦法，通過高昂的首次注冊費和每年的牌照費(相當于中國內地的車船稅)來抑制車輛增長，也許是成本升幅太高，很長一段時間內香港的汽車總量不增反減。顯然，汽車總量下降也不是合意的目標。因此，從精確達到目標的角度看，數量配額無疑更加有效。

　　從公平性上看，如果政府提高的是汽車的動態使用成本(如汽油稅、年度車船稅、停車費)，那么就很難刺激“套利”的行為，但是，如果政府提高的主要是首次購買成本(如大幅提高購置稅)，那么政策之前或之后購車差異就較大，一些知情人就會提前購車或囤集圖利。2003年香港財政司長梁錦松在政府提高汽車首次登記稅前購買了一輛豪華汽車，遭到社會質疑和批評，梁也因此被迫辭職。而在公開透明決策環境下，如果主要提高首次成本，那么定會導致市場大規模異動，擾亂正常的市場秩序，對未來需要購車的人也是非常不公平的。

　　在配額制下，搖號或拍賣，要么骰子面前人人平等，要么價高者得，理論上是公平的。比如，新加坡的“擁車證”制度世界上有名，從未有人質疑過其不公平。但為什么國內城市把新加坡那一套學過來之后卻搞得雞飛狗跳，政府不搞“偷襲”根本無以成其事，政策通過之后仍議論不止，牢騷滿腹呢?造成反差的魔鬼藏在哪兒?原來，差別在于我們的限購限的是新增的車，而新加坡拍賣擁車證是針對所有的存量和增量汽車。這個看上去細微的差別導致了兩者在公平性上絕然不同的結果。對于擁堵和污染，存量汽車和增量汽車的“貢獻”是相同的，理論上應該由它們平等支付這一成本。所以，新加坡所有的汽車都必須持有擁車證，共同支付這一成本，并且擁車證期限10年，到期后要想繼續用車必須再次競投一份新的擁車證。在這個大原則下，即使政府把這項政策完全公開交由社會辯論，也不會出現利用內幕信息進行套利的情況。相反，由于中國城市由新增部分車輛支付所有的擁堵和污染成本，但如果在政策出臺前買車就可以免除支付，怪不得這樣的限購根本不能交與社會辯論，一交社會辯論，馬上就會引起大規模的套利活動，所以，唯一行得通的方法就是偷偷摸摸，搞突然襲擊。偷偷摸摸的結果，自然是政府信用受到嚴重損害。

　　其實，“中國式限購”只不過是我們沿襲多年，甚至早已習焉不察的“增量改革”思維的一個具體體現而已。這種增量改革思維和工作方法，在我們的公共政策中俯拾皆是。例如，各種新老劃斷導致的造假、欺詐，人為導致社會群體分裂。再例如，假離婚、假社保等就是住房限購、限貸引起的套利行為。隱性房產稅，則是這種增量思維登峰造極的體現。世界大多數國家城市的治安、教育、城建環衛等費用都是通過房產稅來融資的，所有的房屋都要支付這些費用，環境優良的房屋價格高，支付的稅收就多，所以房產稅是有利于促進公平的稅收。但因為阻力太大，中國的房產稅一直無法推行，試點的上海和重慶也只對增量房象征性征收，故而城市支出的絕大部分不得不落到了增量人口身上，政府無法向存量房征稅，所以只能通過操縱房價進而影響抬高地價的方式，為城市支出融資。向增量人口征收隱性重稅，直接導致了嚴重的代際不公，也使市場脫離了正常的運行軌道，引起了持續不斷的大規模套利活動，其表現就是：人們認識到政府會繼續向增量房產征重稅，甚至是越來越重的稅，房價不會下跌，所以拼命搶購房產。

　　增量改革的思維產生于新舊體制交織的環境中，起初它確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甚至可視為一種政策智慧。但隨著改革的深入，增量改革思維的局限性和嚴重危害性不斷暴露。這種政策直接會導致各種時際不公平現象(筆者對“代際不公”這一經濟學名詞稍加延伸而來)，這種不公平是一種沿著時間軸的縱向不公，但其本質與橫向的剝削和不公平無異。因為套利問題的存在，民眾對未來缺乏一種穩定的預期，很容易處于焦慮和不安之中，直接影響社會和諧。而為了減少套利的爆發，政府在推動相關增量改革時不得不秘密決策，隱瞞甚至故意釋放假消息，其結果是政府的公信力受到嚴重影響。易引起套利的增量改革，無法進行公開的民主決策，又嚴重影響了這些政策的合法性。

　　改革開放時至今日，剩下的基本上都是難點，都涉及重大的利益調整。凡遇難事繞道走的增量改革思維和辦事方法，也到了必須進行反思和糾正的時候了。倘若沒有攻堅克難的勇氣，很可能是每一次改革解決一個問題，同時又制造一個甚至更多的新問題，結果很可能是問題越來越多。各大城市汽車限購引起的紛紛擾擾，為我們觀察增量改革制造時際不公，認識其危害性，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樣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