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閉幕的次日，李克強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依托現有新區、園區，在廣東、天津、福建特定區域再設三個自由貿易園區，以上海自貿試驗區試點內容為主體，結合地方特點，充實新的試點內容。此時距李克強2013年3月首次提出“先行先試”建立自貿區不過20個月。
中國自貿區第二波開啟之初，資本市場已經在暢想第三波，中西部一些可能沾邊的上市公司股價都開始飆升。僅僅一年多時間，自貿區試驗田從上海擴圍到其他地區，充分實現了上海自貿區設立的初衷，兌現了讓制度創新的經驗可復制、可推廣的承諾。
不過，設立自貿區的價值不能只體現在股票的題材炒作上，它的擴圍也不能局限于區域面積的擴大，最重要的是復制和推廣它倡導和踐行的創新、改革精神。唯有創新與改革深入人心，滲透到各行業、各領域，這場被稱為中國“開放促改革”第四階段的偉大進程才算成功。
自貿區從第一波設立到第二波擴圍，再到第三波暢想，各地對自貿區的申報熱情逐漸高漲，這既展現了中國區域競爭的活力，也表明各地突破體制機制瓶頸的迫切性。不過，歷經一年的試驗上海自貿區尚在探索當中，創新與改革并不像上山摘桃那么簡單，擴圍的第二批自貿區，需要承載更多的改革期待。
一方面，自貿區擴圍需要首推政府職能的轉變，這往往需要強大的內部動力和改革勇氣。發軔于自貿區試驗的“三張清單”，其中的“權力清單”、“責任清單”都牽涉到政府職能的轉變和改進，只有在政府權力與責任上先動手術，才能彰顯政府改革的誠意，就像商鞅“立木為信”，最終取信于民。
政府職能轉變不是一句空話，它能夠實實在在釋放改革的紅利。比如上海自貿區率先開展的工商登記制度改革，通過創新注冊資本認繳制、企業年度報告公示制，新設企業戶數呈現爆發式增長。不久后，該項改革就在全國推廣開來，它的紅利之一就是全國新登記注冊市場主體出現井噴式增長，帶動了千萬人以上的就業。
另一方面，自貿區擴圍需要雙向開放的改革魄力，對內開放需要勇氣，對外開放需要膽略。對內開放就意味著打破壟斷，一些原來封閉的領域和行業需要打破玻璃門，讓市場主體尤其是民企與國企同臺競爭；對外開放就是與國際標準接軌，甚至一定程度上要“引狼入室”，把國際上行業強者拉進中國，才能形成鲇魚效應，督促國內同行業者改進和提升服務水平。
比如最近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放開境內銀行卡清算市場，這就意味著中國銀聯將迎來真正意義上的競爭對手，這既可能激勵通聯支付、支付寶等申請卡組織牌照，也可能引發國際卡組織VISA、萬事達與中國銀聯短兵相接。“雙十二”活動上，支付寶更是通過打折、補貼等手段補貼，高調進軍線下收單業務（POS機收款業務），這顯然是要與中國銀聯分庭抗禮。
擴圍后的自貿區若都有這樣內外開放的氣魄，政府機構也能照“單”行事，轉變職能以及提升公共服務水平，那么自貿區作為改革試驗田的活力才會全面釋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