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斷2015年的形勢需要跳出原有的思路和框架，“一位數”增長是經濟發展規律性的變化使然，應對其必然性和趨勢性有深刻認識。面對金融體系的系統風險，過度“求穩”而忽略“求變”，過多采取短期政策，會使結構性矛盾更復雜更嚴重。政策資源要沖著新的產業結構新的經濟結構的目標去部署，在新結構、新增長方式穩定發展上下工夫。那些能在“大變”中“自變”的企業家們，一定能在新常態經濟中找到與過去三十年不同的更大商機。
又到了一年一度回顧展望的時候了，2015年經濟會怎樣?現在可以推斷的是，在全球自2008年危機以來發達經濟體連續六年低增長的大環境下，新興市場國家正在適應經濟緩慢恢復的新常態，以及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變化和能源價格下跌帶來的不確定性，發展中國家正在尋求新突破，復雜多變的地域政治在加劇經濟格局的多極化。中國需要緊緊把握新的全球化格局和新的發展階段帶來的機遇和挑戰。
油價是世界經濟最大變數
美國前財長薩默斯去年以來一直強調的全球需要防止“滯脹”風險，是國際上一種學院派的代表性觀點。但筆者認為“滯脹”并不是2015年最讓人擔心的問題，通脹也并非2015年最大風險。恰恰相反，經濟變數可能來自能源價格主要是油價的下跌。西方集團對俄羅斯實施制裁，打壓以能源出口為支柱的俄羅斯經濟的“陰謀論”有蛛絲馬跡可尋。而更可能影響2015年油價的因素，是美國能源結構的改變。頁巖氣大規模替代使用，美國變成石油輸出國，大幅增加世界原油供給。油價下跌，美元升值，大量資金流入美國，非常可能進一步加大美國資本市場已呈現的泡沫式膨脹態勢，再次引發金融危機，進一步打壓脆弱的世界經濟，能源需求進一步下降，油價進一步下跌。
不過，2015年油價也存在變數。首先，美國頁巖汽油大多由垃圾債券支持，如能源價格持續下跌，可能導致垃圾債券大規模違約，爆發美國企業債危機，并可能聯動美國超過GDP
106%的國債危機。因此，在危機和制裁之間，利益群體與整體經濟恢復，孰重孰輕，將成左右能源價格的不確定因素之一，這當然也就成了2015年經濟最不確定的因素。其次，油價下跌重創石油出口收入占40%的俄羅斯，如果俄羅斯因經濟下滑到不可承受的程度，與西方在烏克蘭問題上達成妥協，撤銷制裁油價重回90美元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給定世界地域政治動蕩和局部戰爭風險不會大幅改善的現狀，2015年世界經濟增長，美國經濟呈現由硅谷大量創新企業醞釀的第三次產業革命產生的內在修復力推動的穩步復蘇;歐洲走出債務危機還需假以時日，整體將在德國經濟帶動下維持較低增長。在QE退出與能源價格下跌的相互作用過程中，新興經濟體正努力把握和爭取在國際經濟新格局下的發展時間和空間，雖然部分石油輸出國可能被油價下跌拖累，但保持中等速度的增長應是新興經濟體2015年的目標。只要沒有突發事件，2015年全球經濟增長水平應與今年相當，約在3.6%至3.8%之間。
中國經濟延續一位數常態增長
我國進入一位數增長新常態經濟的發展階段已經三年。增速的換擋期、轉型期和前期刺激政策的調整期都一直在釋放負能量，經濟形勢不容樂觀。在此情形下，判斷2015年的形勢需要跳出原有的思路和框架，“一位數”增長是經濟發展規律性的變化使然，應對其必然性和趨勢性有深刻認識。
按常態增長的穩定性分析，2015年投資應保持常態平均增長17%左右的水平;進出口總量繼續增長，受全球貿易規模近年平均2%-3%增長的約束，出口增長在5%左右概率較大，而且將保持今年一般貿易增長加快，加工貿易增長較低的結構變化態勢。貿易順差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應與今年差異不大。不過，如把互聯網電商的進出口服務計入統計體系，進出口貿易增長指標可能有非常顯著的提高。基本消費的穩定性增長應在12%左右，不過電商服務可能創造新的需求增長，部分境外奢侈品消費能變成國內免稅品消費，消費增長至少超過基本消費增長一個百分點。綜合穩定性和規律性分析，2015年常態增長水平可穩定在7%-7.5%。油價下降使2015年的通脹和原材料成本的壓力減少，進一步增加平穩增長的概率。
面對金融體系的系統風險、過度“求穩”而忽略“求變”，過多采取短期政策，會使結構性矛盾更復雜更嚴重。房地產空置率以及相關的70%的銀行貸款、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超過50%的銀行負債、擔保互保信貸、影子銀行，還有即將推出的資本市場杠桿資金投資證券的信貸政策等等，都顯示了金融市場的無序和銀行以及金融市場風險加大，加上一些未必準備充分的制度改革與開放政策，系統風險的底線非常脆弱。在國際油價持續下跌、美元升值和一些新興市場國家貨幣大幅貶值的預期下，人民幣國際化和對外投資的風險加大，萬不可掉以輕心。
前一種風險比較顯性，有些也正在采取時間換空間的方式避免極端情況的發生。第二類風險比較隱性更容易被忽視而失去補救時機。
新常態下的“變”與“穩”
從經濟將保持常態增長的判斷出發，2015年宏觀調控政策要穩健仍是基本原則，特別是貨幣政策。近期降息及定向降準可能是在外匯占款相對其他年份減少的情況下，為保證正常增長的貨幣需求，特別是應對年底突擊花錢的貨幣需求陡增的突擊貨幣發行行為，不排除繼續降息。2015年，如果美元升值資本流入延續今年的態勢，不排除繼續使用降息甚至降準的貨幣工具。至于是否貨幣政策轉向要看貨幣供應量的年度指標是否改變。SOL和SLF之類的短期公開市場操作工具的使用，應是正常的市場流動性和利率調整的行為，與寬松還是緊縮沒有直接的關系。如果2015年利率市場化加速，央行公開市場操作可能更頻繁。金融系統面臨利率管理風險和資產負債表的能力的考驗。其他一些金融制度的建設和改革，使不同的金融機構都面對各種挑戰，金融穩定的工具應做好準備。不過，如存款利率不完全放開，央行很難引導銀行利率下行，通過降低利率短期內解決融資難融資貴的難題也不是正確的方式。至于放松房地產調控政策短期可起到穩定價格的作用，然后以時間換空間，通過穩步推動新型城鎮化和農村發展政策，漸進解決部分城鎮房地產供大于求的問題，化解房地產泡沫破滅的風險也是有必要的。
通過允許地方政府發債并建立自發自還的制度安排，在緩解違約風險同時也會起到遏制地方債平臺債務進一步快速膨脹的態勢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在關注必要的短期政策的同時，2015年要實施更為靈活的微觀政策，嘗試跳出過去的增長方式上“求穩”，在過去的結構上“求穩”的思維方式，要在新結構、新增長方式穩定發展上下功夫。靠政府投資基礎設施穩增長是不可能常態化也是不可持續的，政策資源要沖著新的產業結構新的經濟結構的目標去部署，引導民間資金搞活市場搞活企業搞活經濟。
從務實和可操作的角度，2015年應首先考慮建立支持創新的資金體制，包括消化吸收新技術創新基金，高端制造業產品開發基金、高科技企業海外收購基金，清潔能源和新能源汽車研究開發基金，農業基礎設施改造建設基金，等等，定向參與相關領域的民間資本投資活動，讓市場化資源配置發揮決定作用，使得以新興產業、新業態經濟、高端制造業、現代服務業為主體的新的產業結構逐步形成的方向更加清晰，奠定農業現代化發展的基礎使未來農業發展的模式也更加清晰，加強新常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信心。因此，進一步簡政放權，并配套落實措施，對進一步推進市場經濟制度完善是非常必要的。那些能在“大變”中“自變”的企業家們，一定能在新常態經濟中找到與過去三十年不同的更大商機。2015年經濟應該在“變”中求“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