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增長下降、人口轉型和要素彈性逆轉，共同導致未來增長減速構成三重結構性沖擊，如果全要素生產率不能得到切實提高，中國未來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前景堪憂。
●中國經濟目前處于經濟周期的下行期間，依據國際比較，未來20年，中國還有很大的高增長空間，中國工業化方向并沒有從根本上逆轉，而是需要通過維持高投資來進行一個技術化的發展過程。
●當前我國資本效率低下的根源在于政府主導型經濟運行模式，這種格局也表明高效的民間投資從未真正在我國充分啟動，若此格局改變，就必會為提升資本效率開拓廣大空間。
●在當前產能過剩，外貿形勢不景氣的局面下，如果通過技術進步、補貼企業資本折舊或提高企業所得稅率可提高資本利用率，提升投資效率，并改善經濟結構。
日前，由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復旦大學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中心與廈門大學宏觀經濟研究中心聯合主辦，教育部《中國高校社會科學》協辦的“首屆中國宏觀經濟論壇”在廈門大學召開。來自國內外大學、研究機構的學者圍繞“新常態下經濟增長趨勢及成因；實現穩定增長的宏觀經濟政策；深化改革，實現包容性和可持續性的創新導向型增長”三個主題展開了廣泛深入的研討與交流。
中國經濟將從高速增長期向中速換擋期轉變
中國是否已經達到了一個停止高速增長的結點？與會大部分專家學者都認可中國經濟確實進入了新常態，將從“高速增長期”向“中速換擋期”轉變，主要成因在于人口結構的轉變，即人口紅利的消失，投資效率的下降，以及現有政府驅動型的高增長模式所依賴的要素配置方式對包容性和可持續性的創新導向型增長的阻礙。
浙江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史晉川認為中國經濟發展已經跨越“低收入發展陷阱”，新常態的中國經濟將面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通過對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高速追趕期”與“中速換擋期”經濟特征的考察，發現三地從高速增長轉換到中速增長狀態時，經濟發展水平基本達到當時美國的人均產出的40%以上，而中國目前的人均GDP不到美國的15%，說明中國從高速轉向中速增長狀態時的起點較低。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黃志鋼、劉霞輝重點分析了中國經濟中長期增長的趨勢與前景，發現2008年后我國經濟運行的確拐入了完全不同的軌跡，多數重要經濟指標均出現劣質化，經濟增長將進入了“結構性減速”區間，而人口結構轉型（“人口紅利”的消失）是近來及未來幾年增長減速的主要因素。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袁富華、陸明濤、張平基于國際比較，認為中國正在經歷的經濟減速是因為在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向發達經濟增長階段演變過程中，城市化率與投資率之間存在的倒U型統計關系、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的下降和資本產出彈性的下降；投資增長下降、人口轉型和要素彈性逆轉，共同導致未來增長減速構成三重結構性沖擊，如果全要素生產率不能得到切實提高，中國未來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前景堪憂。
張平認為政府主導的工業化階段的結構性加速自身，蘊含了經濟減速的必然，主要體現為資本積累速度下降、人口紅利消失和“干中學”技術進步效應消減所帶來的“三重沖擊”，以及“三重沖擊”對于高增長勢頭的嚴格限制。其次，投資、勞動力投入、“干中學”的技術進步所驅動的高增長模式，也抑制了技術創新和人力資本積累，使得中國經濟缺乏內生增長動力。第三，造成上述問題的根源在于現階段制度結構對于效率改進的阻礙和人力資本配置的扭曲，使得后續增長得不到生產效率提高的補償。
關于勞動力和資本的配置扭曲方面，廈門大學謝攀、李文溥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經驗數據，測算2006-2012年不同所有制企業勞動力和資本價格扭曲引起的資源誤置程度。研究發現：首先，2006年以來，企業間勞動和資本要素配置效率出現了背離趨勢，前者的錯配程度加深，而后者整體上有所緩和；與國有企業、集體企業相比，民營企業勞動要素產出缺口較低，勞動力使用效率較高；在資本要素上，多數上市公司都存在負向扭曲。吉林大學的田萍、張屹山指出，在中國經濟以7.3%的新常態增長率水平持續增長的條件下，預測出依賴資本積累和勞動力轉移，中國市場二元經濟的結束時間為2020年。
除了支持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觀點之外，也有部分專家學者持保留意見。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殷醒民認為，中國經濟目前處于經濟周期的下行期間，依據國際比較，未來20年，中國還有很大的高增長空間，中國工業化方向并沒有從根本上逆轉，而是需要通過維持高投資來進行一個技術化的發展過程。而復旦大學朱天、張軍、劉芳則認為應當在正確估算GDP支出法投資與消費數據的基礎上來分析中國宏觀經濟的特征，他們認為中國支出法 GDP 構成中的投資和消費數據及其相應的比例關系存在很大的系統偏差，不宜為經濟分析、政策討論和學術研究的依據。而廣為流行的中國消費過低、投資過高的判斷恰恰就是建立在這些存在偏誤的支出法 GDP 構成數據基礎之上的。
穩增長首先要提升資本效率改變要素配置扭曲
經濟新常態下，應該通過怎樣的宏觀政策來實現穩增長呢？專家認為，改變要素配置扭曲，提升增長效率是關鍵。
從勞動力成本而言，李文溥、熊英的研究證明：由于只考慮勞動力市場而忽略產品市場的實現問題，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的結論——只有當二元經濟越過了“劉易斯拐點”，實際的勞動工資水平才能明顯提高——無論是在封閉經濟或開放經濟條件下——都是不能成立的。在長期經濟增長過程中，無論是一元經濟，還是向一元經濟轉軌的二元經濟，勞動工資都應當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相應提高。世界范圍經濟史的研究也發現，在二元經濟轉型過程中，勞動工資水平的提高與人均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更為密切相關。
黃志鋼、劉霞輝認為資本因素仍是我國經濟增長最大貢獻者，穩定增長的關鍵在于提升資本效率，當前我國資本效率低下的根源在于政府主導型經濟運行模式，這種格局也表明高效的民間投資從未真正在我國充分啟動，若此格局改變，就必會為提升資本效率開拓廣大空間，建議政府要主動減少投資，減少行政干預，逐步放開對要素市場的管制，建議以資金使用效率為國有銀行放貸，進行資本配置的評估指標體系，打破各級政府的行政分割和區域壟斷，消除政府制度性障礙。廈門大學龔敏、謝攀研究發現，在當前產能過剩，外貿形勢不景氣的局面下，如果通過技術進步、補貼企業資本折舊或提高企業所得稅率可提高資本利用率，提升投資效率，并改善經濟結構。
云南財經學院龔剛教授認為作為金融資產，市場對住房的需求可能會違背一般市場的供求規律，使得房地產市場很容易產生泡沫，所以對房地產的監管不應只關注市場的供需，而更應借助一些金融市場的監管手段。其次，在一定的條件下，債務隨著經濟的增長而不斷累積擴大，從而使經濟體從債務正常狀態轉向非正常狀態時，高負債開始對經濟的運行產生負反饋的作用，并進而導致經濟危機，此類經濟危機得以政府懲罰性救助的方式購買債務的方式消除企業或金融機構的債務。第三，經濟的穩定機制（價格行為）和非穩定機制（投資行為）的相互作用使經濟產生了波動，由于價格調整具有粘性，其作為對經濟的一種穩定機制，有可能不足以使得經濟穩定。此時，政府的宏觀穩定政策就成為必要。
貨幣政策方面，廈門大學盧盛榮、曹翠榕研究發現由于不同地區經濟結構差異而對統一的貨幣政策沖擊產生價格非對稱性響應，因此，央行在制定貨幣政策時，需要審視一下全國總量度量的可靠性，應該更多使用地區的信息，并根據不同地區的價格反應差異賦予其不同的權重，以減少因非對稱性帶來的福利損失。復旦大學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中心王永欽、汪莉通過實證研究發現: 地方債的利率高度依賴抵押品價值，具有優質抵押品的城投債的利率對其他的信息并不敏感，而抵押品價值較低的城投債的利率則對其他的信息比較敏感。在這個意義上，中國金融市場對地方債的定價方面還是比較有效率的，但也存在一些需要注意的問題。
全面深化改革消除阻礙效率提升的制度障礙
除了宏觀經濟政策取向及時轉變外，更深層次提升增長效率，改變要素配置扭曲的途徑則是全面深化改革，消除阻礙效率提升的制度性，結構性因素，實現包容性和可持續性的創新導向型增長。
史晉川認為新常態下宏觀調控的政策重心應當從需求管理轉向供給管理，一方面影響總需求釋放的主要因素發生變化，另一方面長期的制度性因素影響作用愈來愈大，社會保障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等制度性因素對需求的制約作用更為凸顯，導致刺激總需求的短期政策效應相應下降。新常態下經濟發展應通過優化結構、提高質量以及提升效益來實現經濟發展方式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
創新方面，強調投資和知識產權保護。殷醒民認為技術化、創新化的國家戰略和長期趨勢必然要求有一個更高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存量，對于中國這樣的低資本存量的國家來說，只能通過更高的投資增長率才能解決。廈門大學余長林表示，進口國加強知識產權保護顯著增加了中國制造業行業的出口，說明知識產權保護對中國出口的影響主要以市場擴張效應為主。并認為對專利和研發實施適宜的保護有利于中國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出口，而這正是創新導向型增長所希望呈現的增長結果。
體制方面，全面深化改革，強調競爭與平等。張平強調傳統趕超模式中的“縱向”干預體制必須得到改革，讓有利于創新和生產效率改進的“橫向”市場競爭機制和激勵因素發揮作用。這就要求針對趕超體制中的扭曲進行市場化改革，通過減速治理加快“清潔”體制沉疴，改革“科教文衛”等事業單位、保護知識產權等，形成優化資源配置和激勵創新的經濟環境，實現以存量調整推動經濟從高速轉向高效的目標。但是復旦大學張軍、章奇等認為1990年代以來的國有企業改革已經處于一種局部改革均衡狀態，如果沒有足夠深化的改革，這一均衡狀態短期難以打破。復旦大學林曙用股票收益的證據探討如何從市場角度理解中國反腐敗競爭，實證結果發現第二輪巡查對企業股票產生負影響，表明市場還沒有完全相信反腐敗運動可以有效地減少賄賂，對私人小公司而言負面效應更大，回歸結果的一個可能解釋是本地政府官員選擇一個穩妥的戰略，減少對先前支付賄賂金錢的企業的服務。中國社會科學院張鵬通過對中國城鄉家庭代際間的職業流動與收入流動進行實證研究，發現代際之間職業的傳承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代際間的收入流動，他認為只有維持低職業階層向上在流動通道的暢通，維護代際間職業流動的機會均等，才能從根源上解決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的問題，這對于構建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以及“中國夢”的實現都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