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預定節奏，危機時代持續三波的美國QE(量化寬松)政策走到了終點。美聯儲的宣布就像是一種儀式，宣告美國走出了危機泥淖。但是，QE退出前的美股美債兩市波動，以及其他經濟體的不景氣，也使美聯儲底氣不足，擬議的加息時間表模糊起來。美國貨幣政策依然徘徊于非常態與正常化之間。

　　這是危機后遺癥。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以及全球最強勢的美元，危機后也變得彷徨起來。

　　不得不說人民幣。在危機前和危機中，人民幣匯率是美國指責中國的由頭。美國緊盯人民幣并不斷挑刺找茬，是因為中國凝聚了海量的貿易順差，并累積了近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其中有三成購買了美國國債。在美國一而再再而三的QE中，中國外儲資產被瘋狂的美元印鈔機壓縮蒸發。中美間更加利美的貿易結構和貨幣關系，反而為美國指責打壓，主因是美國擔憂中國實力對美國主導的全球秩序造成顛覆。

　　人民幣升值多少，都難釋美國對華疑忌;無論中美如何利益攸關，也難消美國對華齟齬。年初，中國人民銀行曾允許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浮動2個百分點，3月末人民幣主動貶值2.6%，為1994年以來單季度最大貶幅。這和美國經濟復蘇和QE退出傳導效應致新興市場資本流出和貨幣狂貶，有著本質區別。下半年以來，人民幣又迎來2011年8月份以來最長升值期。這意味著經歷風雨考驗的人民幣有了自主剛性。美元依然強勢，人民幣依然“盯著”美元，但不再是“緊盯”。美國感冒全球吃藥、美元量寬其他貨幣埋單的殘酷現實，讓有抱負和有實力的人民幣隨勢調整而非隨遇而安。

　　雖然美國經濟一枝獨秀，中國經濟處于艱難轉型期。但就趨勢而言，美元雖高高在上，但人民幣已然走出國際化的自主之路。也可以說，相對而言，后危機時代的美元影響力在減弱，人民幣在走強。

　　回首當年周小川對人民幣國際化的愿景，以及國內輿論場對人民幣國際化的討論。不難發現，在全球經濟依然不明朗的今天，人民幣國際化不再是中國內部的討論話題，而走出了堅實的好幾步。當眾多機構對中國經濟改革與轉型之難，逐月逐季發表著或悲觀或樂觀的評論時，中國已經成為純資本輸出國。而且，中國資本在歐洲備受歡迎，這和美國之前以國家安全對中國資本過度審查形成了鮮明對比。資本輸出，不僅是人民幣體量的宏大，也蘊含著人民幣具有了國際貨幣的品質。美元、日元、歐元、英鎊等，沒有“走出去”就難成其強勢貨幣地位。

　　當前，從倫敦到巴黎，從法蘭克福到盧森堡，歐洲最著名的金融中心都在熱衷構建人民幣在歐洲的離岸市場，當然也包括人民幣清算銀行的布局。尤其英國首都倫敦，在吸引中國投資和促進人民幣在歐洲國際化方面走在了最前列。歐洲正成為僅次于亞洲的第二大人民幣離岸市場。

　　對于美元霸權，歐洲國家也難以忍受。當美國對法國巴黎銀行處以100億美元的天價罰款時，法國上下一片嘩然，“降低人們在處理國際事務時對美元的依賴度，增加全球貨幣再平衡，不僅是歐元，新興經濟體的主要貨幣也是如此”。

　　人民幣已經在充當“全球貨幣再平衡”的角色。美元區、日元區、歐元區，在全球金融秩序中三家鼎立多年，而且控制著WBG(世界銀行集團)、ADB(亞洲開發銀行)和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但是這些國際機構存在的意義在于，確保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主體利益，維系美元為主和歐元日元為輔的全球金融秩序。新興市場在這些國際機構中缺少發言權，接受救助的經濟體需要接受西方國家提出的嚴苛政治和市場改革要求。

　　今年以來，中國主導成立了金磚國家開發銀行、AIIB(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上合組織開發銀行也在推進之中。這些多邊機構，和西方主導的WBG等形成了一定的競爭關系，也是人民幣實力的現實彰顯。

　　更主要的是，中國政府在一系列強改革的政策敘事中，金融改革處于優先地位。“兩率”市場化改革已經啟動，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可期。因而，人民幣國際化已是難遏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