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民營經濟研究中心和《經濟參考報》聯合主辦的以“民營企業困境與轉型”為主題的雙月座談會日前在京召開。全國人大常委、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彭森，國務院參事室交流合作司副司長唐華東，中國社科院民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劉迎秋，就當前經濟形勢與民營企業發展的機遇發表了自己的觀點。
彭森：穩經濟需要支持民營經濟發展
對當前經濟形勢我有兩個大的判斷：一是當前我國經濟運行總體平穩，各項宏觀指標還在計劃區間，總體向好；二是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穩中趨緩、穩中有險、穩中有憂。我國現在是“三期疊加”，特別是經濟增速換檔。從2012年開始，經濟回落到8%以下，已連續十個季度在7.4%-7.9%之間，成為新的常態。中國經濟會不會出現硬著陸？國內國際有比較多的爭論。在這種情況下，對經濟形勢高度重視是可以理解的。
從二季度開始，國務院既堅持了宏觀政策的連續性，保持定力，又陸續推出了一些預調微調、精準發力的措施，包括運用開發性金融支持棚戶區改造，鐵路發展基金支持西部鐵路建設，推出80個鼓勵社會資本參與建設運營的示范項目，實施定向降準，調整商業銀行存貸比口徑，對小微企業減半征收所得稅等等一系列微刺激。這樣，二季度經濟數字好看一點，但三季度形勢還會比較嚴峻。帶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外貿，都沒有完成年初計劃。GDP年度計劃是7.5%，投資、消費、外貿都沒有完成計劃，全年就較難。
面對上述困難，第一，要進一步淡化GDP指標，不要把經濟增長速度作為從中央到地方追求的重要指標。要解放思想，只要年度增長符合市場實際，就可以把更多注意力放在改革和結構調整方面。第二，要穩經濟，不能靠過去習慣的投資拉動，要真刀真槍推動改革，釋放改革的紅利。
另外一個重要方面，要繼續鼓勵支持民營企業發展。改革開放30多年來，民營企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中國企業總數中的90%以上，整個城鎮就業的80%以上，工業增加值的70%以上，投資總量的60%以上，整個稅收的50%以上都是民營經濟貢獻的。總的看，民間投資的環境有所改善，民營企業的信心有所提振，民間投資增長的內在動力進一步激活。但也要看到民間投資增長速度下滑也是一個事實，民間投資主體的投資意愿仍然不高，民間投資在許多領域的發展相對比較滯后。
出現上述問題的原因：一是行業壟斷阻礙了民間投資的步伐，這是影響民間投資的最大的制約因素。民間投資仍面臨著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二是當前經濟增速放緩也是影響民間投資信心的重要因素，民間投資、民間資本對宏觀形勢更敏感，在當前經濟下滑、PPI長期負增長情況下做出一些比較審慎的選擇可以理解。三是融資困難增大了民間投資的成本。國家發改委的一份報告曾指出民營經濟特別是中小企業的貸款利率上浮比較多，最多的上浮30%，民間借貸年化利率高達25%。四是政策滯后制約了民間投資的發展，這是制約民間投資的老大難的問題。
當前，促進民營企業發展要抓住三個機遇：
第一，改革的紅利。比如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克強總理指出：簡政放權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個先手棋、當頭炮。表面來看，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主要任務是簡政放權，實際上的目的是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最關鍵的問題是正確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這是最核心的。本屆政府剛成立時候1700多項行政審批，經過一年多工作，取消和下放了630多項，總理要求今年年底前爭取再下放和取消200項，整個國家行政許可控制在1000項以下。要看到，轉變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不能是擠牙膏，不能是僅僅做減法，要從“清理”、“下放”轉向“確權”、“規范”，從根本上對現行的法律法規和政府的行政許可進行一次全面的清理。要按照市場經濟要求、按照《行政許可法》的要求，可以保留的保留，其它的統統取消，放給市場。政府公布權力清單后，法無授權不可為。對于企業來講，則是法無禁止即可為，讓民營經濟分享改革紅利。再如壟斷行業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也都為民營經濟發展提供了機遇。
第二，創新。中國經濟雖然處于世界經濟前列，是工業大國，但是遠遠不是工業強國，很多產業處于世界中低端。傳統高投資、高耗能、高污染的增長模式確實不可持續，必須通過創新驅動推動結構調整。這是一場戰略性、結構性、創新性的調整，要在改造傳統產業的同時大力發展新興產業、高技術產業、新興服務業，提高中國產品和服務在全球價值鏈的位置。去年電子商務交易額達到了10萬億，同比增長了25%，網上零售額1.8萬億，增長35%，同時電子商務物流每年增長50-60%。這是一個全新的領域，競爭比較充分，政策比較寬松，市場環境比較好，是民營企業創新的機遇。
第三，結構調整。包括產業結構的調整，新興服務業、戰略新興產業的發展和地區性結構調整。今年2月26日總書記在北京視察以后提出京津冀一體化戰略，國務院組成了以張高麗同志為組長的領導小組，力度相當大。從國土面積來講，京津冀地區只占2.5%，經濟總量卻占10.9%。長期以來，這個地區行政配置資源的色彩比較濃厚，公共服務水平差異比較大，通過京津冀一體化這樣一個重大的調整，一方面可以為我們國家經濟提供新的增長點、新的動力，同時，也為民營經濟提供很好的空間。
唐華東：通過立法保障民營經濟發展
關于民營經濟發展，自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存在著思想認識上的矛盾、爭論，還有政策上的變化。總體上看政策是逐步放開的，無論是舊36條，還是新36條，無論是每一次中央的文件，說的都非常重要，包括“兩個不動搖”。但是大多停留在文件層面，很少有法律層面的保障。盡管《物權法》里提到很少一部分，也沒有實施細則。我感到這個問題必須依靠法治來解決，因為光從文件、領導講話一步步運行下去，始終難以解決問題。民營經濟、企業家們、老百姓們還是有擔心和不安，有一種資金投資的不安全感，因為還存在著變相的歧視，表面上不說所有制問題，實際上問題還存在著，最終還要落在法律層面來解決。要依法保障民營經濟的發展，依法促進民間投資。
我國已經有《企業國有資產法》、《外資企業法》，但是，唯獨沒有《民營企業法》或者《民營經濟法》，也沒有《非公經濟法》或者《民間投資促進法》。1979年我們就制定了《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保障外資安全、高興地進來，1986年通過了《外資企業法》，1988年通過《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這些都說明，要保障投資的穩定、健康發展，必須立法。如何能夠解決民營經濟發展的困境？立法是最重要的途徑。既要保護投資者權益，同時，如果觸犯了法律，也要有處罰措施，保障民間投資的健康發展。同時，以法律形式來保障市場的平等準入，還要加強政府監管。
第二個問題，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引擎究竟是什么？一位知名經濟學家最近發表了一篇文章，叫“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引擎是什么”。他提出，現在新引擎有三個：一是基礎設施投資，但是“鐵公基”我們建了不少，后續的推動力有多大，效果如何，還需要觀察。二是私人消費。但是消費的增長受制于收入，收入的增長目前出現緩慢的跡象，消費也不可能快速增長。三是中國經濟的綠色化，通過綠色、環保能否解決經濟增長動力問題呢？現在也看不清楚。
對于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引擎，我有五點思考：
首先是科技創新。過去靠資源要素推動、土地增值推動、人口紅利推動，現在要靠科技創新推動。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最終東西還是科技，每次科技革命都帶來一次大變革。我國的科技提升問題必須解決，否則的話，我們永遠處于低端，永遠被動。但是，這個問題又不是短暫時間能夠解決的，需要長期的積累、研究和投入。
第二，潛心打造品牌。像星巴克、麥當勞有多少科技含量呢？為什么能賣到全世界呢？為什么收入挺高呢？這是信譽和品牌的力量。企業的發展不能短期化，不能有浮躁的心理，應該注重品牌的打造，增加產品的文化含量。
第三，創新體制。要進一步簡政放權，釋放改革紅利。要盡可能放寬事前監管，激發市場創業的激情，讓市場自主發展。政府和行業組織的精力放在哪兒呢？放在事中和事后監管上，事中可以抽查，可以進行現場、非現場的抽查，發現問題就要處理。事后，出大事了，也要監管和處罰。
第四，積極組建國際組織，提高競爭的規則基礎。要立足于國際視野，主動參與，牽頭組建國際組織，制定有利于公平競爭和自身發展的國際規則。比如，我國主動提出籌建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增加了我國制定規則的話語權。
第五，集聚人才。中國經濟增長還要吸引世界各國人才，要靠智力支持，加大智力資源開發，占領國際競爭的制高點。智力資源就是人才資源，是最重要的資源，是智力資源的核心，抓住之后才能解決科技創新和發展的動力問題。
也有觀點認為，未來經濟要依靠新型城鎮化建設。不可否認，未來5到10年，城鎮化建設能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動力和活力，但是城鎮化不可能是單兵突進，它應當是綜合產業化、信息化、市場化等內容的自然發展。有的專家說城鎮化率可以到80%的比重，我是不贊成的。我個人認為，60%-65%之間或許就差不多，有的地方可能高一點，有的地方可能低一點。
當前，企業的發展有很多機遇，空間很大，主要有三方面投資機遇。
第一，雖然經濟中出現了嚴重的產能過剩，導致制造業投資增長放緩，但是供不應求的領域還是有的，比如綠色食品、安全奶粉、醫療服務、兒童教育等等。
第二，移動互聯網的發展為企業發展帶來新機遇。像小米手機，聽網民的意見，然后綜合起來，進行創新。平臺創新，搭個平臺，像淘寶網。移動互聯網帶動娛樂業的提升，像網絡游戲。眾籌投資，互聯網金融，開辟了集合零散資金投資的新途徑。
第三，創意也是企業今后投資的主要領域和內容。在形式與內容上力求新穎、高端、有影響力，是企業發展創意產業的方向和要求。
劉迎秋：民營企業要迎接第四次機遇期
很多企業認為當前不僅是“經濟增長速度換檔期”，而且是企業發展“難過期”。之所以產生這種情況，一是多數企業在原來的發展路徑上走慣了，對現在的“轉彎”、“換路”，還不大習慣；二是我國經濟發展確實到了大轉型期，過去那種高消耗、高污染、高增長、低附加、粗放發展方式已經不行了，必須轉型升級。不轉型、不升級，不僅資源和勞動不支持，市場也不支持。歸根結底，是市場不支持。因為市場真正支持和需要的，是好的、美的、精致漂亮、高質量、高使用價值、高效率并對人的生存發展有更大幫助的東西。
為更好地實踐“轉型升級”，有必要對這個概念和范疇做一點分析。一是它涉及的領域是傳統產業。二是要清楚地看到在經濟上“轉型”和“升級”是兩個概念、兩個過程、兩種行為。“轉型”強調的是生產方式、組織方式包括經濟結構、產權結構、產業結構的改變，等等；“升級”強調的則是技術水平的提升與改進，包括產品工藝、生產技術、產業發展的技術基礎及其產出技術含量等等。在現實生活中，“轉型”并非經常發生，而是在一定條件下通過技術能力的逐漸積累然后發生的現象，是一個慢變量；“升級”則可以經常發生，它既可以通過局部的技術改進實現，也可以通過整體的技術改進完成，是一快變量。
當前我國經濟處于轉型升級的關鍵階段。如何抓住機遇、迎接挑戰，知難而上，實現轉型升級，促進我國經濟中高速增長、中高端發展，是擺在廣大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面前的一個大問題。
回顧改革開放以來的30多年，我國曾遇到過三次大的機遇、經歷和實現過三次大轉型和三次大升級：第一次是1985-1991年，即我國改革開放后開始大力推進“三來一補”、“兩頭在外、大進大出”政策，恰與日本經濟實現起飛后迫切需要通過制造業外移實現產業結構調整要求相嚙合的機遇。此間，個體經濟和鄉鎮企業獲得很大發展，我國經濟結構開始從重工業過重轉向輕重工業并舉。第二次是1992-2001年，即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樣一個大目標恰與亞洲“四小龍”實現經濟起飛后制造業外移要求恰與我國大力發展市場經濟和對傳統產業進行大改造相嚙合的機遇。此間，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民營企業獲得很大發展，一直困擾我國的“短缺經濟”開始被“過剩經濟”所代替。第三次是2001-2010年，即我國正式加入WTO和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兩個毫不動搖”恰與美國“去工業化”、大搞金融創新相嚙合所帶來的機遇。此間，我國企業大型化、專業化、跨國化發展，工業技術上了一個檔次，工業生產規模上一個臺階，裝備工業和重化工業舉足輕重，200多種工業產品產量穩居世界第一。我國GDP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從2011年開始我國進入了第四次大轉型、大升級時期。這次轉型升級的機遇，既源于黨的十八大特別是三中全會做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了充分發揮市場的決定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等等，也源于全球經濟結構和治理結構失衡迫切需要和正在進行大調整，還源于美國等發達國家在“金融過度創新”后的“再工業化”對我國的產業需求，也源于科學技術正在孕育和已經實現的一系列新突破對企業發展的支撐。
面對新機遇，知難而上，廣大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可著力做好如下幾項選擇：
第一，要清醒地認識到“沒有夕陽的傳統產業、只有夕陽的產業傳統”。因為人類永遠不能沒有與衣食住行用，而與此相關的產業多為傳統產業。我們需要的是打破產業傳統，花大力氣，放大投資創新和改造傳統產業。在這方面，德國的雙立人鍋現象似可給我們提供更多啟示。
第二，切忌盲目追求多元化，要在專業化和專業高端化上下大功夫。專生財、專生利、專可以創造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只有“專”，才能精、特、新、好。
第三，不要盲目否定家族制，要善于在家族制基礎上搞企業治理現代化，實現家族制與現代企業制度有機結合。
第四，要高度重視關鍵、適用技術的引進和使用，在自主品牌上花大代價，下大本錢。
第五，要學會充分利用現代網絡和數字技術，探索和實現機器和組織方式的革命。
總之，轉型升級是非做不可的一件事情。不是政府非要做，而是經濟發展到今天必須做。問題是能不能及時發現、緊緊抓住和切實用好機會，扎扎實實把它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