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擔保降低了銀行貸款的風險，使得銀行越發不愿意對風險較大的中小企業貸款。

　　最近國務院又召開常務會議，討論了十條建議來減輕中小企業融資難，可見這個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

　　中小企業可抵押資產少，經營風險大，道德風險高，所以金融機構不愿貸款給它們，這是一種市場行為。即便是在歐美發達國家，銀行愿意面對的優質客戶，仍然是大企業，他們的中小企業也有融資難的問題。但是這個問題在中國尤其突出，主要原因有兩個：

　　首先是，中國的資金價格是受到管制的。

　　發達國家的金融中介，可以自行制定與客戶風險相匹配的貸款利息率。從而使得小企業也可以獲得一定程度的金融支持，只要它愿意承受風險溢價的高利息。但是中國的銀行貸款利息，基本是在國家規定的范圍之內的。面對風險很大的中小企業，銀行既然不能通過提高風險溢價來覆蓋可能出現的虧損，當然就會減少放貸的沖動。反過來，需要資金支持的中小企業反而由此受累，得不到發展。

　　由此可見，想要徹底解決中國的中小企業融資難是一個幾乎不可完成的任務，即便我們徹底改革現有的金融體制。而一定程度上緩和中小企業的融資難，則還是大有可為的。我們現在一提起如何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就想到了應該管制高利貸，降低融資的成本。但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這些都不是問題的關鍵。

　　中國的金融成本實際上是全世界最低的。老百姓存款利息才比通貨膨脹率高了那么一點點，如何才能繼續減少融資成本呢?再說，一個企業的產品定價并非總是和成本線性相關的，最近我國開始查處國際汽車廠家在中國的壟斷行為，就導致了這些廠家在中國的產品價格下降，否則，它們仍然會把在德國賣30萬(人民幣)的寶馬車在中國賣60萬(人民幣)。中國的銀行家們也不會因為存款攬息低而降低放貸的利息，只要他們的貸款還供不應求。所以，降低中小企業的融資成本，主要手段不是降低現有銀行的資金成本，而是增加總的資金供給量。

　　那么如何才能增加金融市場的資金供給量呢?看看去年播放的《溫州一家人》就可以知道，溫州人成功的秘訣之一就是民間借貸。如果阿雨得不到朋友的借貸，那么她的馬賽中餐館就不能那么快地開張。所以面對浙江龐大的民間借貸市場，我們需要反省：究竟是管制它的高利率有利于中小企業呢?還是保護放貸人的利益有利于借貸人?中國的媒體報道多數集中于借了高利貸的企業瀕臨破產的悲慘境遇，但是卻忘記思考一下：如果這些借入高利貸的中小企業不接受高利貸，是不是會生存得更好?顯然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借入高利貸是他們的自愿行為，自愿說明他們別無其他更好的選擇。如果中國的法院能夠更加好地保護出借人的利益，那么資金的供給者會更加大膽地出借資金，供給增加，資金的價格反而會下降。保護高利貸才會消滅高利貸。這就是經濟學告訴我們的金融邏輯。

　　其次是，中國的政府擔保在經濟生活中處處皆是，降低了銀行貸款的風險，使得銀行越發不愿意對風險較大的中小企業貸款。

　　政府擔保的借款是金融市場中風險最小的項目，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地方政府的融資平臺，都是銀行趨之若鶩的放貸對象。有一位銀行朋友在酒桌上對我說：你當我傻嗎?馬云賺的再多也和我沒關系，我就賺那么幾個點的利差，為啥不貸給政府呢?由此可見，在政府擔保過多介入金融市場的情況下，實際上是擴大了中小企業獲得貸款的機會成本，削弱了金融機構貸款給中小企業的內在激勵。

　　很多人抱有的一個思維誤區在于：看到了高利率就希望通過政府擔保來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而我的政策建議卻恰恰相反，政府應該更多地關注社會征信體系的建設和法制制度的維護，對于直接或者間接的政府擔保，應該慢慢地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