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以來，銀監會已有法規部主任黃毅等多位司局級官員出于個人意愿到金融機構擔任高管。據介紹，銀監會官員“下海”一方面是出于尋求職業發展，另一方面則是受經濟收入影響，“處級以上的監管人士去金融機構任職，年收入輕松過百萬”。(《第一財經日報》9月1日)
　　官員“下海”這事兒，銀監會官員不算是第一個吃螃蟹的。既然不少地方基層公務員都時不時流露出“跳槽辭職”的小心思，地方官員跳槽央企的事兒，也已不乏先例。更何況，“人往高處走”，無論是出于自身職業發展，“想回去做做實務”，還是出于經濟收入上的考慮，銀監會官員熱衷下海，也無可非議。假如銀監會官員熱衷下海，意味著對官員職位固化的祛魅，甚至意味著公務系統除了吸納之外還可能釋放出更多的人才資源，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兒。
　　官員本該是個正常的職業，任何正常的職業，都不應是一座“進入難”卻又“沒人出”的圍城，相反，“能進能出，有進有出”才合乎常理。同樣，每個個體都可以根據市場變化以及自身的比較優勢調整職業發展路徑。從這個意義上說，官員職位的固化，本身不是一個正常現象。
　　不過，銀監會官員棄官下海，究竟是正常的人才流動，還是政商之間走得太近形成的“旋轉門”效應，仍需仔細甄別。按照相關政策，官員下海一直有“冷凍期”的規定，即不得直接從事所監管的行業和領域。作為司職金融業監管的官員，跳槽到其監管的企業，顯然屬于違規。主管官員跳槽到其主管的企業，雙方的過往究竟有過怎樣的交集？更是值得追問。不僅如此，銀監會官員要下海，金融機構聘高管虛位以待，金融機構究竟看中得是銀監會官員的業務能力，還是為了構建與權力機關更緊密的關系，也更值得玩味。假如“棄官下海”，意味著權力變現的易如反掌，甚至形成新的權力掮客階層，倒是尤需警惕。
　　基于此，辭官下海，當然是公務員的權利。不過，官員“下海”成高管，其背后的政商邊界必須厘清，而不能任由官員在政商“旋轉門”之間游刃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