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資格許可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列入《勞動法》，它符合現代經濟社會的職業門檻設置，但多少帶點計劃經濟時代特點。此外，它對服務業的深化發展具有利好作用。譬如同樣是開車的，就有出租車駕駛員運營資格證、校車司機資格證，駕校教練還得考個教練資格證。合理的細分資格許可，從某種程度來說，也是對職業本身的尊敬。
　　不過，一旦涉及到利益，如果不做好規范和監督，就很可能被過度市場化。企業在人才招聘方面，除了學歷，對職業資格證書的審查也頗為看重，大部分都記入個人檔案，并和薪酬掛鉤，有些還能享受到補貼。這無形中打造出需求量極大的買方市場。
　　在大城市總能看到五花八門的職業資格培訓廣告，且廣告上的職業資格證書來頭都不小。一些國家職能部門、“中”字號協會等都成了標配符號。但其中的真偽早已經無人愿意深究。在本領恐慌的當下，誰不愿意趕上知識的快車，從而走出人生的洼地呢？蜂擁而上自然造成撞衫者眾。而當“心理保健師”和“營養保健師”遇上心理咨詢師和公共營養師，傻傻分不清楚也就不足為奇。
　　規范職業資格許可，厘清職業關系，是政府部門必須有所作為的領域之一。在人才大流動的今天，如果還由一些不規范的職業資格許可來擾亂人才就業形勢，這樣的負能量可謂不小。
　　“無法律依據職業資格許可明年全部取消”，不僅是從人社部領導的口中說出，早在6月份的國務院常務會上，就已經有“在保持資質資格水平不降的前提下，減少部分職業資格許可和認定”的聲音。當時李克強總理還特地拿“國際商務專業人員職業資格”做了例子，他問了在場的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代表兼副部長鐘山都沒有這個資格認可后，便說“這個資格許可不是莫名其妙嗎？”
　　當然，對那些無法律依據職業資格認可的取消，并不代表該職業的消失。把人為設置的準入門檻降低，用人才來造血經濟，是政府用自己的應有之義來還原監管的初衷。用人單位在破除了學歷本位之后，又破除資格迷信，從而更看重真正實力的人群。從這個維度來說，無疑是釋放了巨大的人才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