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資難、融資貴”一直困擾中國實體經濟的發展，尤其在目前中國經濟增速回落、房地產價格居高不下、地方債務蕭風瑟瑟、實體經濟結構轉型之際，高昂的融資成本成了阻礙經濟發展和流動性有效配置的攔路虎。
“國十條”明確，解決企業融資成本高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全面深化改革，多措并舉，標本兼治，重在治本。要通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增長結構、形成財務硬約束和發展股本融資來降低杠桿率，消除結構性扭曲。
首先，核心在配套改革，比如目前一行三會分業監管的框架下，各主管部門沒有形成有效的聯動和合作，金融理財產品往往都是跨行業設計、層層加碼、相互抬價，經常以創新的名義來繞開單一部門監管，造成風險和成本進一步抬高，導致實體經濟拿到手的錢被層層加碼，企業融資成本自然高企。要想根治這種矛盾，壓縮資金鏈條，減少監管套利滋生的金融空轉利潤，就必須加快監管體制改革，建立統一協調和混業監管的框架。
其次，盡快推動金融改革和利率市場化改革，規范金融同業拆借市場，規范信托、銀行理財和委托貸款等行為，縮短資金鏈條，降低固定收益率，減少資金在金融機構空轉，降低全社會的融資成本，只有基準下降之后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才有可能下降。
實體經濟資金成本高企的原因主要來自利率管制和資金錯配，如果長期人為設置存貸差，金融機構自然不愿意去承擔主動風險定價，于是大企業與小企業貸款在缺乏風險定價的情況下，銀行自然選擇大企業，雖然國務院三令五申、央行一再定向降準，但商業銀行并不積極，銀行在“三性原則”(安全性、流動性和盈利性)面前自然會設置障礙刁難小微企業和民營企業，這種歧視性和擠出效應自然會提高中小企業的融資成本和融資難度。
第三，進一步規范和抑制金融同業拆借市場的過度擴張，讓同業拆借回歸頭寸調劑的本源，而非以此展業和層層加碼各類固定收益類產品，如果壓縮了同業拆借的規模，銀行等金融機構不再搞資金空轉的借貸游戲和規范經營，同業拆借、固定收益類產品的利率自然下降，全社會融資成本才會下降。
第四，大力發展普惠金融和互聯網金融，只有放開牌照和打破壟斷，引入多元化的市場競爭，提高金融服務質量和層次，改變目前金融行業的盈利發展模式，實現先普后惠，才能側向降低社會融資成本。
第五，提高社會誠信和違約成本，建立健全的社會信用體系，減少主動違約的動機，同時要擴大和完善信用擔保機制，除了要擴大小微企業擔保業務規模，這次“國十條”提出要大力發展小微企業信貸業務的保險產品，采取“保險+信貸”的方式來打消商業銀行的風險顧慮，這樣的制度安排會促使商業銀行加大對小微企業的貸款規模，對小微企業的資金供給增加后，融資成本有可能會下降。
第六，大力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和股權私募市場，擴大直接融資比例，這是緩解小微企業和中小企業融資難的根本途徑。銀行的基因注定不可能為這些不確定的小企業去冒險，沒有進入成熟期的企業必須要依靠VC、PE和資本市場，讓風險與收益對稱起來，創新型企業、小微企業融資來源多樣化之后，融資成本自然會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