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午，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四次會議。會議審議了一個“方案”、兩個“意見”，審議通過了一個“意見”、一個“報告”和一項“規劃”，其中頗引人注目的是審議了《中央管理企業主要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簡稱《薪酬方案》)和《關于合理確定并嚴格規范中央企業負責人履職待遇、業務支出的意見》(簡稱《待遇意見》)。
《薪酬方案》重在約束央企高管的薪酬標準，規范考核內容，《待遇意見》重在規范央企高管的生活待遇、住房用車和職務消費。通過兩項改革力求使央企高管層的薪酬獲取、履職待遇于法有據、公開透明、嚴格監管。由于言必行、行必果之改革氛圍今非昔比，上述兩項改革一經實質啟動，不容有的省、市、縣三級地方繼續敷衍。
會議所確立的兩項改革之基本原則是：實現薪酬水平適當、結構合理、管理規范、監督有效，對不合理的偏高、過高收入進行調整。合理確定并嚴格規范中央企業負責人履職待遇、業務支出，是改進作風的深化，也是反“四風”的深化，國有企業要做貫徹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厲行節約反對浪費的表率。習近平特別強調：除了國家規定的履職待遇和符合財務制度規定標準的業務支出外，國有企業負責人沒有其他的職務消費，按照職務設置消費定額并量化到個人的做法必須堅決根除。會議建議，《薪酬方案》和《待遇意見》進一步修改完善后，按程序報批實施。由此，會議向社會所傳達的清晰信號是，上述兩項改革方案、意見已由最高決策層完成頂層設計。
央企高管層薪酬向民企高管層看齊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一向是央企乃至政府難以面對輿論強烈質疑的主要“痛點”之一，其對央企和政府形象之損傷以及對公平、正義社會理念之侵蝕令人痛心。央企高管層履職待遇缺乏基本約束，由此引發的憤怒已令民意失望至極。由于缺乏規矩抑或規矩殘缺不全還軟弱無力，前中石化董事長陳同海平均每天揮霍公款三四萬元，受到中紀委查處時還恬不知恥狡辯：“每月一二百萬算什么，公司一年繳稅二百多億，不會花錢，就不會賺錢。”可見，再不嚴肅綱紀，再行拖延對國企高管層的薪酬待遇之嚴厲約束，政府又咋向民眾作出交待?
各級國企高管層薪酬待遇逐漸失控，從一開始就是國企改革缺乏配套的“副產品”，至于問題的逐步發展、加劇、蔓延和泛濫，則若干時間節點必須提及。經始于1997年的國企“抓大放小”后，“活”下來的要么是“好國企”，要么是必須力保的國企，在引進現代企業制度和推行法人治理結構的同時，國企高管層的薪酬開始集體突破社會所能承受的心理底線;2005年前后國企尤其是央企和省級國企較普遍的“集中上市潮”，令國企高管在薪酬待遇上的“自我分肥”近乎徹底失控。
盡管近十數年來國企獲得大發展、大擴張乃基本事實，但緣于國企高管層“自我分肥”已到了輿論無法容忍之程度，導致這一時期國企的“整體趨好”被薪酬待遇等“局部之壞”抵消殆盡，致使國企社會評價與國企貢獻一路向背而行，迄今未能扭轉。針對央企尤其各級國企高管薪酬及職務消費失控的現狀，從國資委、審計署、財政部再到監察部，甚至包括中紀委，均就約束國企高管的薪酬待遇想過很多辦法，頒行過一系列紅頭文件。2007年，在國資委牽頭下，有關部委還擬定過央企薪酬待遇“五步走”改革方案。2013年國務院頒行《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更把國企薪酬改革列為“收改”之重點。如今，回頭檢視兩項改革之所以每每雷聲大雨點小，關鍵在于缺乏改革必需的權威和頂層設計。
如今，有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直接力推上述兩項改革，有十八大以來一系列扎實推進的具體改革所形成的改革氛圍、改革壓力、民意認同和初顯成效的改革效果奠基，人們有理由相信，這兩項民意期待已久的改革，現在終于要動真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