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4日，長安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李培月等科學家在國際權威科學雜志《自然》上發表文章指出：中國的城市以驚人的速度擴張著，推山行動是提供更多土地使其發展的一種手段，因為中國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山區。
如此大規模的基建運動，為什么沒體現在制造業指數與GDP上?
6月6日，李克強總理主持召開部分省市經濟工作座談會。從去年3月出任國務院總理至今，李克強至少召開了8次座談會與部分省市負責人面對面談經濟，其中既有區域性的專項座談會，也有跨區域的專題研討會，強調通過改革破除體制機制障礙，為穩增長和調結構注入新的動力，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也成為歷次座談會的關鍵詞。
這些地方官員是地方基建的主要推動者，他們正在創造歷史。
以往的經濟鏈條非常清晰，造新城建新工業園區，生地變成熟地后出讓土地，獲得繼續基建的資金。土地是用之不竭的動力之源，只要能夠從銀行貸出款項，就可以吸納社會資金，吸納機械，吸納勞動力，如同一架永動機，永遠創造著財富與城市化的夢想。
中國環境承載力已經到了極限，“造城運動”突然遭遇警鐘長鳴。
鏈條的一頭——銀行停止了行動，銀行處于巨大的壓力之下，企業與政府負債率上升，鋼貿、光伏等行業出現局部崩盤，部分此前在這些行業激進放貸的銀行陷入困境，地方的分支機構不得不以利潤彌補壞賬損失。只要貨幣繼續處于實際緊縮狀態，銀行就會把風險控制的重要性置于貸款之上。
周期性行業下行，土地成交低迷，導致民間高利貸鏈條出現斷裂，于是，鄂爾多斯、溫州等城市發出了刺耳的警報。警報的實質是，城市無法吸納資金與人口，處于無效擴張狀態。一些城市將會加入鄂爾多斯、溫州的行列，只有少部分幸運的城市，由于高鐵時代城鎮化的天然優勢，碩果僅存，除了傳統經濟重鎮——四個一線城市外，還包括武漢、鄭州等城市。高速軌道交通使城市提高效率，聯結成城市群，那座薄弱的邊遠城市挖山造新城，是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是封閉經濟的表現。
6月9日，央行再次擴大定向降準范圍。央行稱，當前流動性總體適度充裕，貨幣政策的基本取向沒有改變，將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適度流動性，實現貨幣信貸及社會融資規模合理適度增長。
事實上，市場對于是否該采取降息等措施來提振經濟，一直存在分歧。而主張全面放松貨幣者認為，既然美國、歐元區、日本都能夠實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中國為什么不能?中國確實不能，因為中國的經濟結構、經濟發展模式、主要推動力量，與歐美等經濟體大相徑庭，如果說歐美可以靠量化寬松拯救金融機構，壓低匯率，以鄰為壑，那么中國的量化寬松大部分沉淀在自己的水池子里，為害民企與普通百姓。
總理座談會不可能出現奇跡，一開會中國的經濟結構難題就解決，但到現在為止，起碼以改革保紅利的方向是正確的。頂住壓力進行改革是中國唯一的出路，否則此前的所有改革將功虧一簣。
造城運動是貨幣注水、以土地掠奪民間財富的經濟發展之路，不要說環境承載力不允許，民間的財富承受力也不允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