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交通部發布了《關于促進手機軟件召車等出租汽車電召服務有序發展的通知》(征求意見稿)，要求逐步實現人工電話召車、手機軟件召車、網絡約車的召車信息，通過統一的城市出租車電召服務平臺，推送至統一的車載終端播報。

　　出租車行業長期處于供需不足的狀態，此前，運管部門通過行政手段管理出租車調度電召平臺，并沒有解決打車難的問題，而且價格杠桿的作用亦無體現。還好，隨著快的和滴滴兩家公司狂燒10億多元，出租車市場泛起了一些活力與波瀾。

　　處在這樣一個十字路口，監管部門實質上有兩種選擇。一是任由市場化的打車軟件，在規范的行為秩序框架中，去沖擊行政背景的傳統出租車調度平臺，逼迫其通過技術升級來改善服務;二是通過行政手段將市場化的打車軟件排除在外，或者是“招安”納入到行政背景的調度平臺中。兩種選擇孰優孰劣，不言而喻。遺憾的是，在一些地方政府為打車軟件進入市場設置行政壁壘之后，交通部門又擬完全“招安”。

　　傳統調度平臺之所以在打車軟件面前不堪一擊，根本在于缺乏技術和服務優勢。那么，“招安”打車軟件后，互聯網企業的技術優勢顯然要被傳統調度平臺屏蔽在外，使新興和傳統之間剛剛有些起色的競爭，再次回歸一潭死水。此外，互聯網企業之間的競爭，以及由競爭而內生的技術進步動力，將大為受限。試想，連獎勵營銷活動都要提前報備，行政越界干預市場已非常明顯。這種干預，只會扼殺市場的活力。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要推廣政府購買服務。本屆政府也明確“轉變政府職能就是厘清和理順政府與市場、社會之間的關系”，市場能辦的，多放給市場;政府管住、管好應該管的事。就此而言，政府部門并不是購買發育起來的市場服務，而是將其收編進行政背景的調度平臺，與改革方向似有不符。

　　一個比較理想的思路是，行政的歸行政，市場的歸市場。運管部門管好傳統的調度平臺，打車軟件仍在市場上行走，二者并行不悖，以滿足不同群體的打車需要。至于打車軟件的安全性、規范性等問題，需要有關部門拿出比“招安”更具行政智慧的規制方案。事實上，這才是政府部門“應該管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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