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鎮化要體現六大新意，要落地，需要推進八項配套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公共服務體制改革，最終實現全覆蓋。”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說。
“新型城鎮化的目標是通過改革打破城鄉差距，實現城鄉一體化，最終完成工業化和現代化”。住房與城鄉建設部村鎮建設司司長趙暉說。
“要真正實現農業人口的轉移流動，城市和農村都要改革。”農業部農村經濟體制與經營管理司副司長黃延信說。
這是幾位專家在發展中國論壇(CDF)與國家行政學院新型城鎮化研究中心共同主辦的“第二屆中國新型城鎮化峰會”上就城鎮化發展問題發表的觀點。
辜勝阻：城鎮化最重要改革是公共服務全覆蓋
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辜勝阻認為，新型城鎮化要體現六大新意，要落地，需要推進八項配套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公共服務體制改革，最終實現全覆蓋。
辜勝阻表示，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新型城鎮化路徑，我將其總結為“3+X”。
“3”是進城落戶1億人，棚戶區改造和城中村改造惠及1億人，中西部地區就地城鎮化1億人。
但是落戶1億人現在是件非常糾結的事情，大城市有人想落戶，但進不來。最近有個調查表明，愿意到大城市落戶，但是不愿意放棄農村戶籍的人占了50%。為什么？因為大城市的房價太高，他們進來以后也沒辦法融入大城市。如果讓他們放棄農村戶籍和上面含金量很高的待遇，可能連50%都不到。
有人認為，中小城市可以起到代替作用，但是75%的人不愿意要這些城市的戶口，因為這些城市戶籍的含金量遠不如農村戶籍的含金量高。
對于北上廣深等大城市的政府來說，當前最重要的是推動公共服務和居住證制度，也就是這個“X”。
“X”是對不能落戶的常住人口實行居住證制度，穩步推進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使轉移人口和城鎮居民共建共享城市文明。“城鎮化最重要的改革是公共服務體制的改革，實現公共服務全覆蓋。”
辜勝阻認為，新型城鎮化要圍繞人、業、錢、地、房這五個要素展開。
“人”的城鎮化是新型城鎮化的最大特點，其核心和重點在于推進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使進城人口實現三維轉換：從農業到非農業的職業轉換、從農村到城鎮的地域轉移以及從農民到市民的身份轉換。
“業”要求城鎮化要有產業支撐和轉移人口的穩定就業。
“錢”從哪里來？國開行預測未來三年城鎮化投融資需要25萬億元，財政部預測未來六年需要42萬億。地方政府靠賣地負債發展城鎮化的模式已難以為繼，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靠金融創新，打開民間資本參與城鎮化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融資的通道，提高公共供給的效率。
“地”指的是集約使用土地，推進新一輪的土地改革。
“房”是進城人口住有所居的關鍵。要盡快建立樓市調控的長效機制，構建“高端靠市場、中端靠調節、低端靠保障”的多層次住房保障供給體系，通過增加中小套型商品房和共有產權房的供應，鼓勵民間資本參與保障房建設，做好棚戶區和城中村改造，完善住房租賃市場等多途徑解決農民工的住房問題。
辜勝阻認為，城鎮化不是速度越快越好，城鎮化率不是越高越好。“20世紀60年代，中國的城鎮化率就已接近20%，后來由于無法解決就業和吃糧的問題出現了持續20年的逆城鎮化運動。很多國家城鎮化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把農村的貧困轉移到城市，巴西和印度的貧民窟都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最后，城鎮化不等于“攤大餅”，要避免大城市病和人口過度膨脹。
辜勝阻認為，新型城鎮化要體現六大新意。首先是新方向，從偏重土地城鎮化向重視人的城鎮化轉變，基本公共服務由戶籍人口向常住人口全覆蓋；其次是新目標，要從數量增長型向質量提高型轉變；再次是新模式，資源配置從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轉變；第四是新方式，粗放式高物耗方式向集約、低碳、綠色轉變；第五是新路徑，一方面通過城市群與中小城市兩條腿走路，另一方面要實現人口異地轉移與就地城鎮化；第六是新動力，城鎮化與工業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四化同步”，實現產城融合。
辜勝阻最后強調，新型城鎮化要落地，需要推進八項配套改革，具體包括公共服務體制改革、城市投融資體制改革、土地制度改革、戶籍制度和人口管理制度改革、房地產管理改革、財稅體制改革、城市管理體制改革、生態保護和大城市病治理等。
趙暉：應允許城里人去村里購房
住建部村鎮建設司司長趙暉認為，新型城鎮化的目標是通過改革打破城鄉差距，實現城鄉一體化，最終完成工業化和現代化，《新型城鎮化規劃》成功的關鍵是如何更好地把握“村”的定位，應允許城里人去村里購買宅基地和房子，帶動村鎮發展和農戶增收。
“規劃提出，在把城鎮建設好的同時，農村也要建設好，這種認識無疑是正確的，但有局限性。因為城市跟農村本就是一回事。”趙暉說。
趙暉進一步做出了解釋，無論城鎮還是農村都是人居住的地方。十八大報告提出未來要實現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四化同步”。實際上，城鎮化是個表象，它是附帶著來的結果。
“城鎮化是什么？是人居住地點的轉移，從農村轉移到城鎮。但是，一定要追求人居住地點的轉移嗎？這不是本質，我們追求的最終目標應該是工業化、現代化。城鎮化就是人口居住在城市中的比例不斷提高，用人口衡量的話，農業人口越來越低，二三產業人口越來越多。實際上，到了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后期，這兩者是沒有什么關系的。
趙暉認為，未來“村”不能叫農村，村里住的不完全都是農民，應該是從事二三產業為主的人。“我曾經到美國、法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村里訪問過，在這些成熟的發達國家，村里從事農業的人都不到10%，90%以上的人都不從事農業勞動。”
既然村和城市都是未來人口居住的地方。那么，為什么要提城鎮化？趙暉認為，這是因為人們頭腦中的農民意識深厚，“中國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轉變過程中，認為農業落后，恨不得早一天擺脫農業甚至消化農業，向往城市。”
第二，我國的城鎮化與發達國家的城鎮化道路是不同的。“住在城里的人和住在村里的人待遇不同、環境不同，發達國家不存在這種問題，住在城里的就是生活水平高，把這個劃等號了。”
趙暉建議，長期來看，國家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改革：
首先，要徹底打破城鄉差距，實現城鄉一體化。城鎮化最大的成本是住房，實現農民工市民化，北京市能解決農民工的住房問題嗎？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農民如果在村里有自己的房子，這個問題也就不存在了，北京周邊農民基本上都有自己的房子，有醫院能看病，他們何必都往城里擠呢？
第二，村里也應該讓城里人去購買宅基地和房子，只有這樣才能把社會資金帶到農村，把農村建起來，帶動村鎮發展和農戶增收。這些資金要建立受益者分配機制，政府拿一部分，村集體可以拿一部分，農民可以拿走剩下的那一部分。
“這種機制實際就是目前城市建設機制。所謂土地財政，最根本是誰來買單？最終買單的都是每個買房的人。農村建設的機制，只能靠中央和地方的財政來投入，但中央財政拿出九牛二虎之力也遠遠趕不上城市社會資本投入。農村今天的建設機制就是改革開放前城市的建設機制。但是對去村里買房的人要有要求，進去買房可以，只能自住，不能倒賣。”
趙暉最后說，要真正打消農民跟市民的根本區別，這是早晚要走的最終道路。
黃延信：要實現人口流動城市和農村都要改革
農業部農村經濟體制與經營管理司副司長黃延信認為，要真正實現農業人口的轉移流動，城市和農村都要改革。農村改革最核心的是產權改革，城市要改革土地制度，凍結副省級以上城市的用地規模，調整產業布局，控制大城市發展。
黃延信說，農民變市民，是生活方式的根本改變，而生活方式改變要以生產方式轉變為前提。
“生產方式轉變有兩個核心：一個是就業方式能否轉變，另一個是，收入來源能否發生變化。如果就業方式、收入來源能夠實現持續穩定的改變，就可以實現生活方式的改變。對于一個勞動者，他能夠在一個地方實現穩定就業，有穩定收入，他就可以在這個地方落戶。”
黃延信對城鎮化規劃中轉移人口到哪里落戶的政策表示了自己的不理解，“向農業人口全面放開沒有吸引力的小城鎮，這些地方農民不會去，真正要實現農業人口的轉移流動，城市和農村都要改革。”
黃延信認為，農村改革最核心的是產權改革，主要有四件事：
第一，農民離開農村到城市去后，不能沒收他們的土地。
第二，要賦予農民自建房屋的合法產權，允許城里人買農村的房子，但這跟小產權房沒有任何關系。
第三，應該保障農民的宅基地確權，這件事不解決農民也不會進城，“雖然憲法規定農村土地是集體所有，但沒有退出機制農民是不會白白讓出宅基地的，人走了房子還在那閑著。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了，農民進城需要資金成本的問題也可迎刃而解。”
第四，保障農民集體經濟的分配權。
黃延信指出，人口轉移的流向與城市發展密切相關，這次《新型城鎮化規劃》中提出，以城市群為主體，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其實，這些政策目標早就有了，但一直沒有實現，問題出在哪呢？問題的關鍵在于，中國的城市是有行政級別的，直轄市、省會城市、建制鎮到鄉，行政級別越高權力越大，權力越大控制的資源就越多，最關鍵的是控制土地資源，“各地政府都要把土地的規模搞大，中央提倡發展中小城市，但最后土地都沒有了，還發展什么？沒有土地，招商引資企業項目落不了地，這是我們當前面臨的最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