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當前關于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熱議需要全盤考慮、綜合分析。盡管未來幾個月不排除CPI還在低位運行，但隨著各地方固定資產投資計劃以及鼓勵消費政策的逐步落實，加之4月出口重回正增長，二季度外需有望繼續改善，CPI在1.8%之上是大概率事件。截至3月末我國貨幣乘數為4.22，比上年末高0.14，且創2010年三季末以來新高。既然貨幣乘數處在相對高位，央行就無需通過降低商業銀行的準備金率來繼續提高貨幣乘數。
4月CPI同比增長1.8%，PPI同比下降2.0%的數據發布后，一些專家學者坐不住了，紛紛表示了對或將出現通縮風險的擔憂，并且呼吁央行能在今年合適時機全面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同時，一些權威機構也在預測和評判當前降低存款準備金率的可行性和可能性。
央行上次下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是從2011年12月開始的，之后至2012年12月先后三次下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共1.5個百分點，下調后，大中型金融機構的存款準備金率降至20%，中小型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降至16.5%，一直延續至今。今年4月22日央行決定從4月25日起下調縣域農村商業銀行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2個百分點，下調縣域農村合作銀行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以加強金融對“三農”發展的支持，拓展資金來源，引導加大涉農資金投放。
不過，對當前關于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熱議，筆者覺得還是需要全盤考慮，綜合分析。目前期望央行全面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并不合時宜。
先從當前經濟基本面看。
盡管一季度GDP增幅為十幾個季度的低點，并且在宏觀調控目標偏下的區域，但是，這種經濟增速下行是我國經濟進入發展轉型新階段的客觀反映。雖然短期有波動，但從中長期來看，還能以7.5%左右的速度在增長，增速短期回落是符合規律的。而且，我國經濟正由工業主導型經濟轉化成服務主導型經濟，由投資主導型經濟轉化成消費主導型經濟，經濟結構也已慢慢開始呈現積極變化。今年以來，決策層已傳達出清晰的調控信號：即面對復雜嚴峻的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提升經濟增速回落的容忍度，不過度關注經濟增長的短期波動，不因一時的波動而采取刺激政策，宏觀調控的著力點依然放在著力加強結構調整、著力加快轉型升級、著力改善民生以增強經濟長期增長的穩定性和內生動力上。
接下來看CPI運行情況，一般而言，如果經濟狀況萎靡，CPI與PPI將會連續出現4至6個月走低之勢，并且CPI與PPI走低的偏離度還呈逐漸增大的趨勢特征。看當前，盡管4月CPI同比增長1.8%，保持低位運行，那主要是因為去年4月受“倒春寒”天氣影響菜價大漲，而今年4月全國平均氣溫高出常年同期菜價大跌的緣故;另一方面是受供大于求的影響，豬肉價格連續4個月同比下降。這種現象只是特例，并不具有代表性和長期性。再從2月CPI的2.0%以及3月的2.4%的運行數據看，CPI呈上下波動走勢，未來運行規律性和趨勢性眼下還無法判斷，換言之，盡管未來幾個月不排除CPI還在低位運行，但隨著各地方固定資產投資計劃以及鼓勵消費政策的逐步落實，加之4月出口時隔兩個月后重回正增長，二季度外需有望繼續改善，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有望平穩加速，則CPI在1.8%之上是大概率事件，未來物價仍將保持溫和上漲態勢。所以，現在就判斷我國經濟將會繼續大幅下行甚至會出現“硬著陸”和“通貨緊縮”恐怕是危言聳聽。所以，此時全面下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也不切實際。
再看市場資金寬松以及貨幣乘數情況。
據央行最新發布的《2014
年一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3月末，廣義貨幣(M2)余額116.1萬億元，同比增長12.1%，分別比上月末和去年末低1.2個和1.5個百分點;一季度人民幣貸款增加3.01萬億元，同比多增2592億元。其中，3月人民幣貸款增加1.05萬億元;3月銀行間市場同業拆借月加權平均利率2.49%，質押式債券回購月加權平均利率2.48%。盡管4月M2和新增信貸情況尚未公布，但據路透調查的16家金融機構預測中值，4月末M2同比增速料為12.2%，比上月的12.1%略有上升;4月新增信貸8800億元人民幣，低于上個月的1.05萬億元，但仍處于較高水平。上周五同業拆借市場整體仍處于寬松格局。其中，隔夜利率下跌14個基點至2.23%;7天期利率上漲9.15個基點至3.204%;14天期利率上漲1.4個基點至3.106%;1月期利率下跌9.2個基點至3.79%;3月期利率下跌1.75個基點至5.3992%;6月、9月、1年期資金價格均維持在5%的水平。由此可見，今年以來市場整體流動性比較充足。也正因為此，到目前為止，央行在公開市場操作方面依然在持續實施各期限品種的正回購操作回籠資金。
央行最新公布的今年第一季度金融數據顯示，截至3月末我國貨幣乘數為4.22，比上年末高0.14，且創2010年三季末以來新高。既然貨幣乘數處在相對高位，央行就無需通過降低商業銀行的準備金率來繼續提高貨幣乘數。
還不能不提及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在正常的經濟發展周期，央行影響銀行決策的方式的確調整超額準備金利率。當央行降低法定準備金率時，商業銀行可提供放款及創造信用的能力就上升。因為準備金率降低，貨幣乘數就變大，從而提高了整個商業銀行體系創造信用、擴大信用規模的能力，其結果是社會的銀根趨于放松，貨幣供應量增加，利息率降低，投資及社會支出都相應增加，進而出現經濟復蘇和增長。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前，這是被公認為合理的政策。但是金融危機之后，社會融資的渠道更為廣泛，存款準備金對貨幣創造的相應關系已變得微乎其微。加上央行貨幣政策工具的創新，存款準備金率已不再是重要選項了。
因此，筆者認為，在經濟轉型的關鍵時刻，市場各方應當正確理解貨幣政策的深刻含義和戰略意義，明晰下一步，央行將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堅持“總量穩定、結構優化”的取向，保持定力，主動作為，適時適度預調微調，增強調控的預見性、針對性、有效性，統籌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和防風險，同時，綜合運用數量、價格等多種貨幣政策工具組合，健全宏觀審慎政策框架，保持適度流動性，實現貨幣信貸及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改善和優化融資結構和信貸結構，繼續為我國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創造穩定的貨幣金融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