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人患尿毒癥，因無力承擔巨額治療費用，陜西安塞縣4個尿毒癥家庭的成員鋌而走險，購買假發票騙取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住院患者費用補助共計43萬元。安塞縣法院表示他們的行為已經構成了詐騙罪。但考慮到他們并沒有主觀惡意，社會危害性不大，都予以從輕處罰。
站在法律法理角度，通過購買假發票騙保，當然構成詐騙罪。這正如最近全國人大常委會相關負責人指出的，騙取社會保險金，應追究詐騙罪。但若站在人情倫理角度，這4個尿毒癥家庭為了救治親人，在不得已情況下才走上犯罪道路的人生困境，無疑又非常值得同情體諒。
這種背景下，安塞縣法院一面以詐騙罪追究幾名騙保農民的刑責，一面又強調“沒有主觀惡意，社會危害性不大”，“予以從輕處罰”，當然也是一個應予肯定的判決，在一定程度上兼顧了法律和人情的關系。
可盡管如此，進一步站在民生醫療保障角度，如果承認，圍繞民生醫保的上述法理情理原本就不該是相互矛盾對立、而是高度統一的，那么，面對這樣一起法理與情理高度糾結對立的農民騙保悲劇，即便相關農民已被從輕從緩判決，顯然仍無法從中感到任何真正的輕松釋懷。因為在這里，真正的關鍵問題并不是對于這種不得已情況下的農民騙保行為，究竟應如何在事后量刑判決，而是如何在事前就有效避免這種不得已情況的發生?即如何通過不斷完善現行醫保尤其大病醫保制度，強化其保障水平和能力，確保身患大病的農民根本不必無須“等錢救命”，乃至為此鋌而走險?
伴隨2012年國家6部門《關于開展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工作的指導意見》的出臺，我國城鄉居民的大病醫保保障水平，確實有了大幅提高、明顯改善。依據《意見》，對于一些花費昂貴的大病，在基本醫保報銷的基礎上，再給予二次報銷，實際報銷比例不低于50%。
但同樣毋庸諱言的是，與現實的醫保需求相比，目前大病醫保的實際保障程度和水平，仍存在不小的差距。這集中體現在其一，醫保政策范圍內的報銷比例，與真實醫療費開支上的實際報銷比例，仍有明顯差距，這正像原衛生部部長陳竺所說，“雖然目前中國基本醫保政策范圍內報銷比例已達75%，但實際報銷比例只有50%左右，居民用藥費用負擔仍然較重。”其二，對于像農民這樣收入水平有限的弱勢群體，即便大病醫保的實際報銷比例能達到75%，面對那些動輒需要花費幾十萬、上百萬的大病，剩下的自付部分，仍是他們難以承受的看病之重。更不用說，在現實生活中，一旦家庭成員患重病，除了醫療費，整個家庭還要產生如交通、住宿、誤工等不菲花費。
如安塞農民曹某兒子患尿毒癥，需100多萬元的換腎手術及醫療費用，而依據當地政策——花費50萬，能報銷40萬左右，后期維護保養醫藥費每年需10萬左右，可報銷6萬左右，但腎源花費不在報銷之列，這意味著，即使按政策足額報銷，這個家庭至少也要自付數十萬費用。而在目前農民年人均收入尚不足萬元的情況下，面對這樣的自付看病費用，不僅“因病致貧”無法避免，“鋌而走險”式騙社保行為，恐怕也難以有效預防、徹底根治。關于這一點，無論是眼下安塞農民買假發票騙保，還是此前北京男子“刻章救妻”，無疑都已提供了鮮活的注腳。